“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短短28个字的一首儿童歌曲，却传唱了近半个世纪，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但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巧合的是，他们还是一对堂姐弟兼表姐弟，而在创作之前，两人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北京天安门……

　　灵光闪现

　　1969年的上海，仍处在“文革”的狂澜之中。这一年的中国，有不少大事发生——新年伊始，即宣布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成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强大、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月1日《人民日报》等发表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指示；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宣布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此时的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

　　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个七字句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

　　金果临回忆说：“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

　　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为一个13岁的学生，那时的金果临未必是一个多么熟练的诗人，但他与时代不尽相同的思路，或许又暗合了某种创作规律。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爱”两字也许是成就这首歌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因为在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整齐划一，人们穿着相似的服装，理着差不多的发型，说话也都是近似的口吻，张开嘴往往先是“我们”二字，反而把“I”的个性和力量淡化了。而另一方面，就像金果临所说，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但“我爱北京天安门”又是一句极具普遍性的话，“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会说的”。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由于在1967年之后，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刊发时的署名则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做了调整。“这两句我自己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金果临说：“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妙韵点睛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红小兵》杂志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小时候，姐弟两人都曾住在奶奶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感情也比较深。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但青少年时期，都不住在奶奶家里，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不是很清楚，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

　　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既是高兴，同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文革”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的她，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基础的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红小兵》杂志投稿了。

　　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红小兵》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终于按捺不住激动，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把样刊给同事看，对方却很诧异。

　　一曲成名

　　1971年的中国，相比“文革”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年的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悄然来到北京，并与中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发表《公告》。进入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中国进入了一个酝酿巨变的时代。这个夏天，《红小兵》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

　　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

　　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此外还鼓励金果临努力学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