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挟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与青年运动中，吉米也成为抗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们走上街头，反对越战、反对独裁、反对腐败。就在那时，他收到了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希望他能组织一个15人的青年代表团，来中国学习访问三个星期。“我当时对‘红色中国’一窍不通，只是看过几篇介绍性的文章，翻过几页毛主席语录，听过一两场曾经去过中国的记者的讲座。但我并不懂汉语。在我心中，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吉米回忆说。

　　他很快联络了一批革命青年，组成了15人的访问团，在1971年的8月21日，坐飞机前往香港。去机场之前，吉米还参加了学校学生会副主席的竞选。在香港休息两天后，他们由深圳入中国内地，然后在广州坐火车到达了北京。

　　在北京，他们参观了规模最大的人民公社，访问了北京大学，并与红卫兵代表座谈，还去参观了协和医院，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上百人的国宴招待会。在天津访问了部队，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住过的窑洞，与下乡知青聊天，还见到了大寨农民代表郭凤莲。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和耿飚都接见了他们。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乌托邦，没有贫富差异，没有犯罪，警察都很少，汽车更没有几辆，官员也骑着自行车上班。在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劳动挣工分，人人都有饭吃，生活有保障。”吉米说：“我当时很兴奋，没想到，更没见过有这样的国家。当时我把中国浪漫化了。带着这种浪漫的感受，我天真地思考着菲律宾能否也走上这条道路。想三个星期后回国，还要大干一番，继续革命。”

　　然而就在访问的尾声，吉米听说了国内政局发生的变化。他的一些朋友被捕了，一些人失踪了，回国之路命运叵测。吉米陷入了彷徨犹豫。他思念自己的父母兄弟，想着女朋友，还惦念着学生会副主席的职位。最后，他决定先留下来，等待消息，寻找回国的时机。“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但如果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来到中国，我也会被捕，甚至不知生死。实际上，我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了恰当的地方，用英文说是‘Blessing in disguise’（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是我的避难所。”吉米说。

　　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一等就是12年。他与家人的通信不得不通过在美国的姐姐中转，一来一回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最初吉米被安排住在和平宾馆，政府告诉他，不要着急，耐心等待，食宿都不用他操心。但吉米觉得这不啻于一场苦行。“我才20岁，想要改变世界，想要革命，根本待不住啊。”他想继续上学，去学习汉语，但当时北大等高校刚刚恢复教学，还没有招收外国人。然后，吉米就申请去工作。当时，中国城市年轻人都在农村战天斗地。于是，在1971年底，吉米成为一名“洋知青”，被安排到了湖南衡阳的湘江农场劳动。他白天和其他人一样下地干活，挖水渠、挑土、采茶，晚上要学习两个小时的中文，陪同的翻译兼任汉语老师。

　　在湖南工作了一年后，吉米又被安排到了山东烟台渔业公司。每次出海要在海上工作五六天，他负责开船、拉网、捡鱼。“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用汉语和大家交流了，不需要翻译。工作虽不是很辛苦，但我却感到很寂寞。每天晚上下锚后，船停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更加想念家乡和亲人。”吉米说，每次出海前，他都会带上一大摞《人民日报》。一方面可以学中文，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研究政治。为了学好中文，吉米向朋友借了一本汉英政治词典，厚厚的三大本。他一页一页地抄，足足抄了一大半。看他这么辛苦，朋友最后把这套词典送给了他。

　　这时的吉米，不再是参观访问团里少不更事的年轻人。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基层现状，他交了许多朋友，因而也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始深入地思考，向浪漫告别。

　　“那时候，我们聊天都会交流一些‘小道消息’。我已经意识到表面与实际有许多差距。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又被打倒，但我们都相信邓小平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我下决心要独立思考，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从肤浅到深入，从天真转入了现实。”吉米说。

　　在烟台当了一年半“渔民”后，到了1974年的夏天，他便得知北京语言学院可以招收外国学生，于是他便申请进入学校，正式学中文，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了三年的课程。此时，吉米已经离开大学四年了。1977年，他通过北京大学的中文考试，进入了历史系读书。当时高考刚刚恢复。他在学校等了半年，和工农兵学员上了一些必修课。直到1978年春才和“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一起，重新走入课堂。

　　1977至1978年，正是中国的转折时代。年轻人们思想开放，关心国家的未来。“课堂内外充满了辩论，争论都是大问题——中国应该向何处去？人民公社要不要改变？‘文革’的错误在哪里？如何评价毛泽东？一分为二还是三七开？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们。”

　　北大的四年生活，是吉米在中国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他和中国的精英们在一起度过。“77、78届的学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很多人曾经下过乡，或在工厂、部队工作过，社会经验丰富，了解国家现实情况，又保持了良好的学习能力。他们年轻，有理想，真正想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吉米说。作为曾经的学生领袖，他将“一二·九运动”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他还亲自采访了十几位历史的参与者。

　　就在1983年，吉米的父母从菲律宾转道美国来北京看望他。这是一家人分别12年后再度相见。父母带了一个大大的旅行箱，给他带了一双鞋、一条皮带、一件茄克和洗澡用的香皂。“可能是他们觉得我过得很可怜吧。”吉米说。这时吉米看起来和中国年轻人没什么差别了，穿着中山装，理着很短的发型。姐姐和父母已经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所以希望他也去美国。但吉米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已经在中国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