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更像一个办公室

　　本想在医院多休养几天的邓颖超，却又因为“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关系的分裂而必须逃离广州。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一个信基督的医生把她藏在院后的一个地方，每天都锁上门，由护士来送菜。最后他们把邓大姐化装成他们的护士，与母亲一起先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到了上海。因为产后过于疲劳，邓颖超此后再没有怀上孩子。

　　但邓颖超的内心仍有做母亲的渴望。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医院找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年赵炜在有一个12岁的儿子之后发现自己又怀孕时，曾想坚决地打掉。得知赵炜的想法，邓颖超先是委婉地劝了几次，让赵炜把孩子生下来；见赵炜仍在犹犹豫豫，她最后竟然有点“急”了。邓颖超后来格外喜欢赵炜的女儿，不但给她取了名字，还总是不忘告诉这个幸运的小生命：“你的命是我保下来的！”她特别愿意听孩子甜甜地喊她一声“奶奶”。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喜欢孩子，也经常带孩子过来和老两口玩。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曾经有文章说他们两人养育了10个烈士子弟，这10个孩子是谁，赵炜没考证也没问过邓颖超。但以她在西花厅的经历，“一直和总理、邓大姐保持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维世，一个是李湄（注：李少石烈士之女）”。

　　赵炜印象中的孙维世非常漂亮，和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也非常好。当孙维世决意嫁给金山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不是很同意，但也没有硬拦。不过在孙维世结婚时，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带去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贺礼，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干爸的一番苦心。

　　众所周知，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总是忍不住跟赵炜念叨：“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爆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没有孩子，使得原本就陷于繁忙公务的总理家庭又少了几分普通人家的生活气息。

　　周恩来与邓颖超各有一间卧室。邓颖超的作息极有规律，每天晚上11点钟必然准时上床。经常是周恩来回来时，邓颖超已经睡着了；邓颖超起床时，周恩来开始休息。虽在同一屋檐下，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大姐常常写纸条让值班警卫送给总理，上写“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或“你今天工作时间太长了”等等。

　　“‘文革’之前，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出去看戏、散步，大姐和总理偶尔也会浪漫一下：有一次总理回来，大姐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大家都在一旁看着笑。”这样的气氛在“文革”之后荡然无存。两人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作所占据，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这个家，其实更像是一个办公室。

　　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的晚上，一个护士突然发现邓颖超没有反应，一动不动，急得大喊“大姐、大姐”，碰巧在家里的周恩来听到，连忙赶了过来：“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平素在家，周恩来从不亲昵地喊“小超”，而是跟着大家一起称呼“大姐”。后来经医生诊断，靠安眠药睡觉的邓颖超在那天服药后，药性突然发作陷入睡眠状态，虽然虚惊一场，但周恩来那种本能爆发的焦虑和急切给赵炜留下深刻印象。“总理和大姐的感情非常深，但那时国家处在那样一种状态，总理只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大姐也理解他的付出。他们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牺牲了孩子，牺牲了家庭。”

　　细心观察，周恩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子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