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

　　1967年1月12日，邓颖超悄悄告诉赵炜，贺龙一家住了进来，就在前客厅，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夫妇。“文革”一起，贺龙夫妇就成了造反派的攻击对象，不堪忍受的贺龙在一天之前偕夫人薛明、儿子贺鹏飞偷偷搬到了周恩来这里。因为事关重大，邓颖超此前都对此事一无所知。“住进西花厅后，贺老总几乎没出来过，周总理安排专人给他们送饭。我们工作人员也心照不宣地不提贺老总的事。”那几天值班，赵炜常常看到贺龙屋里的灯很晚还亮着，想到连贺龙这样的老帅都有家不能回，赵炜的心里不禁一阵难过。周恩来在外出时经常提前点时间到前院跟贺龙说会儿话，邓颖超也会一个人过去看望贺龙夫妇，“她从贺老总那里回来时，我见到她拿着报纸若有所思”。但纪律要求，赵炜也从来不多问什么。

　　九天以后，贺龙夫妇搬出了西花厅，几个月后，贺龙被迫害致死。周恩来对这位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的革命战友一直怀有内疚之情。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着手做的一件事就是寻找薛明（贺龙的夫人）。1974年底，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一进门就大声对薛明说：“薛明，薛明，我没保护好他啊！”说罢，76岁的周恩来老泪长流，跟随在他身后的赵炜等工作人员见这场面也都忍不住泪流满面。20年后，赵炜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周恩来亲笔改的悼词。“在这份文件上，我看到最初定的是在贺龙追悼会上行三鞠躬，但开追悼会时，周总理却向贺龙鞠了七个躬。总理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当时没有问，现在也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1971年9月12日，谁也没有感觉出来第二天将要发生一场震惊世界的林彪“叛逃事件”。赵炜记得，因为头一天睡得很好，下午5点准备离家去大会堂开会的总理显得精神充足。出门时邓颖超提醒他别忘了吃药，周恩来含笑答应：“你放心吧！”这天晚上，周恩来没有回家，工作人员奇怪，邓颖超也奇怪，“连续20多个小时不回来也没有一点信息的情况还比较少见”。下午，值班人员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语气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值班人员听得一头雾水，但多年的政治敏感告诉他们：一定出什么事情了！9月14日下午，主管警卫的杨德中受周恩来之托，来到西花厅找邓颖超交代一些事情。“杨德中走后，邓大姐马上交代我，让警卫把大门关上，只有总理回来才可以开，其他任何人都走小门。她还让我告诉大家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赵炜回忆，跟了大姐那么多年，那天她的状态也很少见：既不怎么跟大家说话，也没有踏踏实实地吃饭休息，总是坐在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15日下午，大家接到电话说总理一会儿就回来。下午4点多，当周恩来在门口出现时，一直在等他的邓颖超一见面就心痛地说：“老伴呀，我看你的两条腿都抬不起来了。”已经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周恩来掩饰不住疲惫，老两口进了总理办公室谈了一会话。“我听到大姐劝总理好好睡一觉，而总理居然不比往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不多见的。”赵炜回忆。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