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不可低估的作用

　　出身于西北军的赵章成打炮极准，但即便加入共产党后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来找他。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这个祷告习惯。“父亲告诉孙继先，你拿把刀站在他后面，说炮打不准就要杀头。其实当然是不会真杀他的。”刘蒙说。关键时刻，赵章成果然弹无虚发，用仅剩的三发炮弹，端掉了敌人的三个机枪火力点。这三炮对没有重武器装备的川军是极大的威慑，他们并不知红军只有三发炮弹。川军士兵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退逃，防御彻底崩溃了。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后非常兴奋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了？”

　　抗战初期的某一天，刘伯承接到一封鸡毛信，拆开一看，只见信纸上画着一个大圆圈，圆圈里画了一个人和一把大刀。刘伯承看后迷惑了很长时间才悟出，原来是一个支队被敌人围困了，支队长写信求援，但又不会写“围困”二字，险些误了大事——一二九师前身是红四方面军，作战勇敢，但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刘伯承经常以此为例告诫大家：“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从某种角度说，这也是当时共产党所率领的军事力量文化水平的真实反映，所以，如何提高军队的整体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促进正规化建设，是刘伯承长年思考的问题。

　　从苏联回来后，刘伯承在中央长江局任军委书记，当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适合于时代发展的“现代司令部系统引入红军”。1931年，身为军委总参谋长的他利用业余时间，以“林植木”的笔名翻译了我国第一本《苏军步兵条令》。红军的基础是游击队，但是光靠“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是发展不起来的。这句形象的比喻竟成为刘伯承日后被批的一个靶子。刘伯承说，“随着红军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他的功绩是建立了红军的司令部系统，红军司令部参谋系统的建设对后来的红军、乃至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的作用都不可低估。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我们现在沿用的很多军事术语都是由刘伯承翻译的。当时部队开始合成，一个旅有步兵、骑兵还有炮兵，有人按外文字面的意思直译为“杂种旅”，而刘伯承翻译成“混成旅”。外国人把游击战叫“黑猩猩战”——因为在丛林中作战的作战方式就像黑猩猩，讲究快速突然地袭击，也是刘伯承将“黑猩猩战”翻译为“游击战”。此外，对旧军队阶层分明的一些恶劣习气深感厌恶的刘伯承，又煞费苦心地纠正了许多沿袭下来的不平等称呼，比如将“伙夫”改成“炊事员”，将“马夫”改成“饲养员”，将“护兵”改成“勤务员”，又把“军官”改为“指挥员”，将“司令”改为“司令员”，这些新称呼也一直传用到今天。

　　1950年，当刘伯承闻知中央有意打造一所军事院校时，主动提出让聂荣臻接任他的总参谋长一职，自己来筹建这所军事学校。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他决定把南京原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原国防部旧址作为南京军事学院院址。1951年1月，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筹备，军事学院正式成立，刘伯承出任院长。由此，他也成为最早离开政治中心的军事领袖之一。“父亲提出，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军队的身份已由游击队转为国防军，所以必须要对军队实行正规化管理。”刘蒙说。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刘伯承对军队提出了三化：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这个想法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刘伯承对自己一手创办的军事学院倾注了极大心血。战役系中最重要的一门课是战役法，此前军中根本没有一本正式教材，刘伯承于是亲自动手撰写。“为了准备讲课内容，他七天七夜一步没离开过办公室，准备讲课内容，这在军事学校传为佳话。”刘蒙说，有一次办公室电线失火，父亲竟全然不知；有时候夜里睡着睡着，他会突然披衣起床，打开台灯批改教案。除此之外，为了让大家坦诚地交流意见，刘伯承每周以不同的笔名发表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