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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25日 星期六 放大 缩小 默认   
“我是歌手”:一场众人瞩目的真人秀(2)
王鸿谅
  ◆ 王鸿谅

  悬念的设置

  “谁会赢”的悬念,贯穿了每一场比赛。问题是,如何在录播节目里,依旧保持这种悬念?仔细回忆一下,在每周“我是歌手”播出的时候,是不是几乎很难看到剧透?不要以为这一切都归功于保密协议,其实不只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连参加录播的大众评审和观众,其实都不知道答案。500名大众评审,在投完票之后就得全部退场,他们并不会比电视机前的观众,更早知道结果。连返场表演这个环节,在节目录播的时候,都可以成为“谁已经被踢走”的完美掩护。

  在现场录制的时候,返场歌手和比赛选手一样正常出场,全部表演结束之后,主持人才会补录一句“下面有请返场歌手”。然后一切戛然而止,谜底要到下一周,坐到电视机前才会揭晓。因为是提前一周的周四来录制,所以500名评审的投票,也是在完全不知道谁是返场歌手的情形下完成的。这也会造成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如果返场歌手表现得足够好,就可以分走现在足够多的票数,对新来的补位歌手或者是踢馆歌手造成极大的威胁。第一季里的尚雯婕、第二季的杨宗纬、第三季的张靓颖,都在返场表演的环节上非常出彩。

  在绝对的票数公正和悬念之间,导演组显然选择了后者。在明白了这个逻辑之后,就不必再惊讶三季里变来变去的赛制,和永恒不变的洪涛导演宣布结果的方式。不管是补位还踢馆,“我是歌手”一直在寻找的,都是悬念的设置方式。只有把谜底留到最后,才能一直牵引住观众的情绪和注意力。

  故事从选择歌手就已经开始了。歌手们愿不愿来是一回事,但请谁不请谁,是另一回事。

  按照韩国的“我是歌手”原版,7名歌手所代表的音乐元素,必须是不同类型的,山河老师告诉我们,“要有民族标签的声音,要有年代标签的声音,要有摇滚,要有行业风格和个性标签的声音”。所以,在节目的筹备前期,洪涛团队和专家组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山河说,“就是请谁,不请谁”。最后列出来的名单,要符合原版的基本构架,又要符合我们音乐市场的特殊性,“有一类音乐标签特别明确的歌手,是不能邀请的,我们要保护他们”。这个说法,多少令人有些惊诧。他解释说:“比如郑钧、许巍这样的歌手,就属于音乐标签特别明显的,那种律动就是他们的符号,你让他站上这样一个舞台,改变风格去唱别人的歌,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这样的歌手,我们是要特别保护的。”

  “我是歌手”的版权,湖南卫视2011年就买下了,正式筹备节目,却是2013年。其中的缘由,已经是被大家熟知的标准版本,“限娱令”之后,“超男超女”选秀等于上了黑名单,紧接着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出来,通过新的节目形式,一下子把选秀这个事情,从草根娱乐拔高到了艺术的程度。这意味着,为了收视率,湖南卫视必须拿出更新的节目形态。被搁置的“我是歌手”,是一种冒险,也是一个机会。

  情绪的唤醒

  最初去韩国考察“我是歌手”的,甚至都不是洪涛团队,按照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他的团队是在台里节目竞标的最后一刻,连夜写好竞标方案冲上去的,对于能不能中选,当初心里并没有底。这种说法相当谦虚。虽然在“我是歌手”之前,他一直只在幕后,全国的电视观众并不知道他是谁,但在湖南台里,洪涛的团队,早就鼎鼎大名了。就算你没有听说过“音乐不断”这个节目,你肯定也听说过2005年的“超级女声”,和接下来的跨年晚会。洪涛的强项就是音乐节目,从电台DJ到电视音乐节目制作人,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最初是扎扎实实通过8万多盒磁带累积下来的。

  洪涛赶上的,算是中国内地音乐行业的好时光,消费者当时有一种饥渴的参与,用真金白银的购买,来表达他们的喜爱。可是,接下来,唱片行业却并没有等来真正的春天,脍炙人口的歌曲和专辑,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了。没有几个歌手,能够纯粹靠演唱会荣耀体面地生活,大部分人都是活在商演市场里,曝光率和商演机会,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闭合循环。这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的音乐选秀,为什么一直有足够的土壤。用山河老师的话说:“这个行业需要动静。”

  这种选择,已经是一个基调。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共谋”,但它不是阴谋,而是光明正大的“阳谋”。“我是歌手”不是对乐坛的颠覆和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决定跟音乐市场共舞的节目,用山河老师的说法,这个节目里,把成名歌手“拉下神坛”,从一开始就不是贬义,只是悬念的设置,一个“心跳的过程”。用采访中一位音乐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正能量节目”。它舍弃了人性里那些冲突和阴暗的部分,它需要的真人秀戏剧性冲突,完全要建立在“真善美”之上。这也是山河老师并不避讳的部分,观众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他的点评,全部是夸赞,是他不懂得批评吗?当然不是。“挑刺是最简单的事情,但这个节目不需要。”山河说,“导演组给我的任务,就是必须要夸赞,必须要陪着歌手,把他们作品中的含金量提炼出来……提升观众的对音乐的关注和收看习惯。”

  这种“正能量”的传播,恰恰也是乔顿·博格教授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情绪唤醒”。那些积极的情绪,让人敬畏的、兴奋的信息,可以实现生理上的“高唤醒”,让人积极地参与,心甘情愿地去分享和传播信息。不管洪涛团队的设计初衷是怎样的,他们在三季节目里,在这种情绪唤醒上,方向始终没有变过。除了比赛现场,观众们能够看到的真人秀部分,30多分钟的内容,是从1000多分钟的素材里剪辑出来的,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全部是积极、敬业、温馨、相亲相爱的画面?

  “我是歌手”是一个配备了“编剧组”的真人秀节目。这不是一个秘密。编剧组组长孙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早就说得很清楚:“最早在看韩国版样片时,我们就隐隐感到这个节目除去唱歌的部分相当庞大而复杂。”为此,他们成立了20人的专业编剧团队——为真人秀部分服务。“歌手们舞台之外的所有碎片,交谈、玩笑,对同一件事发表看法、针对出场次序和结果的反应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才能做到琐碎中有秩序,随意中有推进,牵引着每一个90分钟的‘剧情’。”

  这个编剧团队,由曾做过“超级女声”、“舞动奇迹”“挑战麦克风”等节目的编导、“变形计”主要导演和其他节目的骨干责编组成。他们大多是新闻节目出道,平均从业年龄在10年以上,甚至有编剧是有近20年工作经验的纪录片导演出身。基本上每个编剧“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歌手的编辑,包括收集他的人生历程、图片、影像、采访(包括官方报道和副线报道)”。按照孙莉的说法,“以前我们做一个节目,编导最多是写一个台本,但是在‘我是歌手’里面,要做剧本结构讨论,撰写成文拍摄参照剧本,剪辑剧本”。“开始之前,全部要预想到,这绝对不是简单地跟在艺人后面拍,而是在事情和这个人来到前,都已经预判到了,知道可能会发生A、B、C几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准备地知道拍摄这个场景用怎样的表现手段。同时还要知道同时段发生的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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