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局势渐趋紧张

　　1937年8月13日《申报》的头版，是上海新亚药厂的大幅广告，儿童滋补剂、当归口服液和镇痛解热药，“特效”“速购”等吸睛字眼与寻常日并无二致。距离报馆不远的金城大戏院，电影《马路天使》迎来第21天公映，连日创下十万人次的轰动票房。

　　然而，硝烟味却在空气中清晰地弥漫。“日军舰兵士群集本埠形势严重”“来沪日舰昨开出十艘行踪诡秘莫测”“日前哨及便衣队开枪挑衅”，新闻纸上黑色加粗的标题、卖报童此起彼伏的高嗓，挑动着市民日益紧张的神经。

　　是年，上海人口达385.2万，不仅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更享有“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会”美誉，这里是经济金融的枢纽，也是防御南京的屏障。对于这片隔海相望的诱人土地，日本的觊觎与野心昭然若揭。

　　就在四日前，虹桥机场事件发生，日方表面静候真相调查，实则派遣大批军舰到沪。几天内，列布于浦江的日舰增至32艘，海军及陆战队则达1.5万之众，“敌人露出狰狞的面目，作公开的武力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军队也进入严密备战，准备以一场硬仗昭告世人中国抗日御侮的决心。8月初，全国各地陆战部队向上海调兵集结，海军以漂雷封锁长江口及黄浦江水道，空军主力也由华北转移上海。

　　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全国救亡运动中心

　　“上海游艺界救亡协会今起联合播音筹募救国捐”“火炬剧社公演《予侵略者以抗战》”“稚鸣业余歌唱社特播《齐起抗敌》《青年进行曲》等歌曲”……随手翻阅当日新闻，如火如荼的救亡热潮跃然眼前。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就立于抗日救亡的风口浪尖。1932年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各阶层全力援战，与守国将士同仇敌忾。

　　伴随中日冲突逐步升级，各地陆续成立救国会，亟待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5月31日，来自20多省市的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团结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之宣言传遍南北，上海随之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战事虽远在平津，却在浦江点燃爱国激情。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抗敌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一个月内达140余个，唱救亡歌、演救亡剧、绘救亡画，有识之士奔走呼号，动员各界加入保家卫国的战斗。

　　社会动员全民抗敌

　　《淞沪停战协定》后，上海驻兵权外落，吴淞、虹口、杨树浦等广大区域，日军堂而皇之地控制着港口和要道，侨民与浪人更是横行无忌。日本对华的欺辱，上海市民有着切肤之痛，救亡运动并非局限在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群的小圈子里，而是扩展到社会各界。

　　1936年，上海日商纱厂大罢工，短短数天日企损失达百万元，日本朝野上下震动。1937年上半年，上海工人开展150余次不同规模的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市民开始筹募救国捐，从中产阶级到贩夫走卒响应者众，多者一两百元，少者一角两角。老弱妇孺也加入抗敌，妇女团体不仅在后方募集资金，而且上前线救护慰劳；童子军理事会则筹组战时服务团，当时规定团员必须年满16岁，许多学生虚报年龄参与报国。不只普通百姓，沪上帮会势力也积极抗日。

　　“上海的形势已站在大碰击的边缘上，我们不会有丝毫的退却，也不能有丝毫的退却。我们要以全力的抗战，答复敌人的挑衅阴谋！”“时局已到了这样局面了，还不背转身来准备和敌人干一下，你想逃到哪里去呢？我们已无路可逃了，还不立定脚跟！”当天的报纸上，时评人如是疾呼。

　　上午9时10分，日军的舰炮开始向闸北猛烈轰击，淞沪抗战打响！随之掀起一场更为波澜壮阔的全民救亡！　本报记者 范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