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一生只有一次

　　我终于站在了扶手上面，下意识地晃了一下肩膀，就听到下面十几部机器同时启动的声音！我想说其实我刚刚不是在晃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能想象现场有几百号人，但那一刻却可以鸦雀无声，全场只听到机器吱吱咔咔转动的声音。我心里想，“死就死吧”，然后大喊一声就跳了出去，嘴里喊的是——“死吧！”

　　我腾空而起。用双脚夹住铁柱，滑落的过程中灯泡闪烁爆裂，玻璃与火花一起飞溅。我先是感觉自己的手很烫，然后很痛，然后就已经麻了。整个过程伴随着我“啊……”的叫声，接着撞到600磅的糖胶玻璃，把它撞得粉碎，再摔到糖果小屋上。成功了。

　　这个镜头还没有结束。我要用一镜到底来表现这个情节。从上面跳下来，紧接着抓到歹徒就打。落地之后，我马上起身，抓住成家班的一个武行就开始打，咚咚咚，咚咚咚，直打到那个人说，大哥，你不要再打了，我快要死了。我一松手，那个人就倒下了。我才发现自己当时已经失去理智，好像疯掉了一样。我这时候才转身对着大家，用力地嘶吼：“啊！！！”

　　这时候我看见林青霞在哭，张曼玉在哭，我的经理人、茶水、化妆师、服装师那些女孩子们都在哭，我很帅气地甩了一句：“有什么好哭的！”

　　说完转身到旁边，看到自己的手上全都是碎玻璃碴，皮都翻起来了。在现场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就已经到时间要接早班了，我上车让司机带我去洪金宝的片场继续拍《龙的心》，车一开动就睡着了。等到司机说“大哥，到了”，我醒过来，伸手开门，发现两只手不仅都是肿的，而且在发抖，完全没有力气，连车门都打不开。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有多紧张，整个人从爆发到透支，已经虚脱了。这个动作带给我的是两只手的二度烧伤、满脸的血和满身的碎糖胶玻璃碴。

　　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很骄傲。我的很多特技动作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

　　庆幸的是，我都做到了。它们被永远地记录在了胶片上。

　　小时候在戏剧学院，所有男孩都要剃掉头发，大家过了很多年小光头的日子。后来终于离开学校，一有机会我就把头发留长，好像是在故意跟过去对抗，或者是弥补曾经的遗憾。那时因为头发太长，被人叫做“飞仔”。到了台湾，还有韩国，还因为这个被警察询问，因为那里的年轻人都要服兵役，不能留长发，他们刚开始不知道我是香港人，就过来盘问我。

　　我很喜欢吹头发，还特地去跟人家学怎么吹。当年自己是长头发，每次都随身带个风筒，很认真地吹，觉得很舒服。后来只要一到外地拍戏，戏里那些搭档们就都不带风筒，每次洗完头就来我房间，我就会帮大家把头发吹干。汪明荃、林青霞、徐枫、秦祥林、洪金宝……我都帮他们吹过头发。平时娇姐和祖名的头发也都是我来吹。

　　第一次到好莱坞的时候，我曾经模仿20世纪30年代电影明星的发型，把长发剪短，虽然自己觉得很得意，但后来周围的朋友都说很难看，真是讨厌。等我决定回香港的时候，就又恢复了自己的长发造型，说是“造型”，其实就是不修边幅。

　　直到1986年发生的一次严重意外，我被干爸爸何冠昌勒令再也不准把头发剪短。那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受伤最严重的一次。电影的片名叫《龙兄虎弟》。当时，关锦鹏是副导演，刘伟强是摄影师，陈可辛是助理制片。

　　电影讲的是某伯爵希望把失散800年的“上帝武装”寻回，这五件宝物在《圣经》上被记载说可以用来对抗魔鬼。他寻得亚洲飞鹰Jackie从非洲土人中夺得三件，而另外两件在一伙恐怖分子手上，因此而展开一系列救人和夺宝的故事。导演并主演这部片时我33岁，已经自己开创出比较成功的电影模式：全球取景、精彩动作、商业喜剧。

　　我们是在南斯拉夫开镜，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这部戏的美术指导是奚仲文，他希望我尝试一个新造型，剪一个短头发，我觉得也没问题。对我来说，头发长短没什么所谓。当时的拍摄地条件很艰苦，也没什么专业的理发师，奚仲文就直接上手帮我剪。剪完对着镜子，我默默地说，真难看，跟狗啃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