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起于唐宋”，这是中国历史第二个辉煌盛世，《瀛环志略》曰：“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人为唐人。”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明清”。

　　两千年前，孔子叹曰：“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惹得李白“直挂云帆济沧海”，苏轼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实际上，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之前，的确有一个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在那个时代，中国是东西之间海上贸易的发起者、主导者，打造了绵延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

　　宋高宗、明成祖的皇家海权时代

　　有宋一代，因辽、金压迫北疆，西夏阻断西域，故贸易转向海外。于是乎，下海！下海！使海域大开，塞翁失马竟然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唐朝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是近代化开端。

　　南渡后，宋高宗从海路逃向温州，在江心屿上望海潮，望了数月，猛然开窍，发现“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动以百万计”。一到临安，他便号召对外开放，以开拓海疆为发展战略。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与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宋高宗鼓励海商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贸易，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一个灯塔导航系统，引导航行的海船，还请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制海权。

　　宋代的大宗商品是陶瓷。陶瓷的起点在瓯江上游的龙泉窑，出海口就在温州。从温州出发，走东洋，或由明州转口，或直接走，下西洋，往广州、泉州转口。南宋时期，朝廷全力经营海洋，使得“陶瓷之路”的分布范围比“丝绸之路”更广，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里提到“渡江之初，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那时浙、闽、广三市舶司收入已达两百万贯，占了五分之一。南渡之初，宋高宗捉襟见肘，因为海外贸易，财政收入很快恢复。到了孝宗一朝，财政规模就全面超越北宋。

　　明初，虽有太祖“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朱棣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宋朝向海洋发展核心目标是“重商”，不知还有海权。朱棣渴望海权，郑和的庞大舰队下西洋，亦贸亦战。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认为，明朝以前，称南海、西南海者，至明朝时，改称为东洋和西洋。婆罗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所以说“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东洋几乎就成了中国内海，西洋才是新世界。“下西洋”的起点，不是中国东南沿海，而是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以东，包括台湾和琉球，都属于东洋，在中国海的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郑和可以废立国王。

　　郑和七下西洋，打了两仗，都打在苏门答腊岛上，因为下西洋的关键，就是控制这个岛。如果以此为据点，进取西洋，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远征军，开辟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时代。遗憾的是，郑和船队到过红海，未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未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中国民间海权力量的兴起

　　朱棣、郑和以后，皇家海权梦失落，民间海权梦方兴。嘉靖时，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主张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以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明清两朝，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遍布南洋和西洋的华侨，他们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遗憾的是，明清两朝的帝王们，从未赋予他们任何“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

　　知道倭患是怎样消除的吗？我们知道，是戚继光、俞大猷等善剿，才使倭寇消失。实际上，明代军事家郑若论海防之策有二，一曰“御海洋”，一曰“固海岸”。戚、俞等人，未能御倭于海洋，未能拒倭于海岸，故引倭上岸，聚而歼焉。若以筹海论，戚、俞皆未入流，然以抗倭言，他们却守住了国防的底线。如郑若所言，以广船、福船巡海，就能“御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如果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自然可以御敌于国门。万历年间，明海军与倭国在朝鲜决战，就是一场典型的“御海洋”之战，明海军大获全胜。如果交战方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敌人”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本国民间海洋力量，请问明军如何“御海洋”和“固海岸”？后来，明朝招安了郑氏海商军事集团，使民间海洋力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一来，“倭寇”消失了，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都屈服了。

　　当“马尼拉大商帆”来敲门

　　“马尼拉大商帆”驶往美洲，美洲人称它为“中国船”。船上，不仅有中国货物，还有中国水手，西班牙人利用中国劳力。徐继畬说，吕宋“地近闽疆，漳、泉两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数万”。这些人，每年要向西班牙“输丁票银五、六两”，交了人头税，才有居住权，他们来此，以为可以淘金。

　　马尼拉是金银集散地，但华人不知金银来路，以为吕宋产金，其时，中国金银需求旺盛，矿务方殷，于是，沿海一带华人前往采金，朝廷也派人来勘察，这就引起了一场大纷争。

　　万历三十年，有妄男张嶷，称吕宋机易山生金豆。朝廷听说了，就派漳州郡丞王时和同张嶷一道前往勘察。王时和等人到了吕宋，被西班牙人责问：“山各有主，何得越采？且金豆生何树？”王时和等人不能回答。西班牙人以此怀疑华人，以兵围而坑之，死者二万余，只剩了三百人。

　　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要有说法，结果，张嶷被处死，王时和被吓死。更为可耻的是所谓“天朝”，竟然提出不出兵的三点理由，一是与吕宋历来修好，不宜出兵；二是胜负难定，不宜出兵；三是斥责被杀华人多为不法之徒不良之人，不值得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