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张辉：东京审判中对死刑犯投票结果到底怎么样？

　　程兆奇：1946年4月东京审判开庭前，法官们有个保密协定，所有内庭讨论不公开。除了印度法官外，其他法官都签署了保密协定。所以对投票结果长期以来都是揣测，而且很早就流传出6比5的说法，大体上也没有错。

　　当时法官们都是个别投票，不是全体一起投票。甲级战犯中7人上断头台，其中唯一一个文官广田弘毅，七七事变时是外务大臣，对他的死刑判决争议最大，投票结果是6比5，其他人实际上是7比4。其他没有上断头台的甲级战犯，有些投票结果是5比6，否决死刑。

　　听众顾培德：二战后日本的天皇制度、军部体制、靖国神社、军国主义的太阳旗、好战的右翼组织等旧制度、旧机器全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

　　程兆奇：这个问题应该说不尽如此。比如军部体制早就解散了，军队也没有，自卫队是后来才建立的。财阀解体，国名从大日本帝国变为日本国，政府体制也变了。天皇在明治宪法中是总揽统治权，在现行宪法中只是日本国和国民整体的象征，是一个大的质变。至于右翼团体当时也全部解散，但只是名义上的解散，其精神仍然一脉相承至今，所以许多不可思议的论调还在流行。主要在于日本战后没有经过一个外部强制的全民性反省，不像德国一样被几国共同占领。

　　事实上日本一开始变化还是比较彻底的，东京审判进行过程中，舆论一面倒表示支持，右翼或者说辩方言论局限在法庭内。后来成为自民党众参两院会长的笹森顺造，在东京审判后不久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一书前言中高度评价东京审判。而他在日本政治谱系中还不属于左派，是中间偏右。

　　所以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是后来才发生的，和日本经济复苏、美苏冷战有很大关系。冷战中，美国认为更大的威胁是共产主义，过去的敌人日本反而成为盟友。过去我们常说美国把日本培养成反共桥头堡，这和东京审判中一些问题没得到解决也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专门为东京审判设立宪章，而是基本原封不动照搬纽伦堡审判宪章，没有恰如其分地针对日本的罪行制定罪名，没有严丝合缝地进行追究，遗憾地造成大量战犯重罪轻罚甚至逃脱处罚。

　　听众徐君宽：日本自民党要重新调查东京审判，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程兆奇：目的当然是要否定东京审判。对东京审判的否定声浪由来已久，而左翼力量是在逐渐减弱。东京审判期间，虽然在法庭外也有左翼认为是“文明的审判”和右翼认为是“胜者的审判”之争，但肯定东京审判的舆论占了压倒优势。而后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持“文明的审判”论者已经不成其为一方，取而代之的是主张“超越”“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说“超越”就是退让，但和持“超越”论与“胜者的审判”论者愈行强化相比，持“文明的审判”论者势力减弱，毕竟还是鲜明的对照。总的来说，对东京审判肯定论者确实是往后退了，但目前在日本政府层面，还没有办法说拒绝东京审判。

　　除了右翼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事实上在海外，更重要的是左翼对东京审判的否定。现在研究界主张“超越”“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就是认为东京审判确有问题。比如日本左翼学者荒井信一就认为，“东京审判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最后一次胜场”。他的理由是，仅占日本罪行受害者人口一成的国家，却占了东京审判七成的法官，所以这还是一次殖民者的审判，被侵略、被殖民国家的诉求不可能得到充分体现。

　　听众何龙：为什么战后是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而不是战胜国共同占领？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为什么苏联没有参加？

　　程兆奇：最初的设想是由战胜国共同占领日本，中国计划进驻一个师，后来因为国共内战，注意力转移，最后由美国单独占领。

　　旧金山和约苏联没有参加，主要是因为当时冷战已经形成，东西方两大阵营面对更大的问题，敌人已经变了，所以最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追究留下了非常多的遗憾。

　　听众蒋安庆：美国会不会否定东京审判？

　　程兆奇：美国当然不会否定东京审判，毕竟审判是它主导的。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态度比较暧昧，因为在东京审判庭审记录被删除的一段中，辩护律师提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是违反人道罪，也应该受到审判。美国在原子弹问题上对日本有愧疚，所以虽然不至于否定东京审判，但也不对此表态。

　　乔伊据6月20日讲坛提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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