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除了日本当政者的立场因素，与日本社会总体的右倾化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与东京审判争议在日本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变化也有关。

　　以下我们对东京审判在日本争议的由来做一简要的回顾。

　　东京审判争议由来已久

　　日本否定论调渐占上风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程兆奇

　　东京审判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留下的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审判。

　　法庭之上唇枪舌剑

　　有关东京审判的争议，几乎每一点都可以从东京法庭检、辩双方的争论中找寻到源头。

　　开庭之初，日本辩护团就提出了两点“动议”，一是庭长韦伯等所有法官“回避”的问题，二是所谓“管辖权”的问题。回避问题被法庭当场驳回。管辖权问题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攻防。

　　开庭第四天，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发表长篇论述，对管辖权提出质疑。清濑之后，美国人辩护律师乔治·A·弗内斯（George A.Furness）、本·布鲁斯·布莱克尼（Ben Bruce Blakeney）、塞缪尔·G·克雷曼（Samuel G.Kleiman）先后发言，呼应清濑的质疑。

　　从架势上看，辩护方“滔滔不绝”的强辩无休无止，为了不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5月17日庭长韦伯宣布，对辩方提出否定管辖权的所有主张“全部驳回”，并说“理由以后宣布”。后来法庭在判决书中对于法庭设立的权源等问题做了部分回应，未再给辩方置喙的机会。对此，直到今天东京审判的否定派仍耿耿于怀。

　　法庭有关管辖权之争大致涉及到如下一些问题：东京审判是不是只有所谓“中立国”参与才能保证公平？是不是战胜国参与的审判就是“胜者的审判”？日本是不是“有条件投降”因而是不是只有审判虐待俘虏等普通战争罪才算“合法”的审判？日本和西方列强近代的表现是否不同？“侵略”有没有标准？“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是不是前无所承的事后法？法没有追溯力是否、应否是绝对的原则？法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时，是否只能一成不变的消极应对？法是不是应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作为国家行为的战争，个人应否、可否承担责任等等。

　　法庭进入庭审之后，检方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和所有被告的罪责都受到了辩方的反驳，这也是东京审判之所以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管辖权问题及审理过程中检辩双方的攻防虽然在法庭之内激烈进行，但这些争议当时并未波及到法庭之外。

　　日政界曾高度评价

　　与今天否定之声甚嚣尘上不同，早期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给予了一面倒的高度评价。

　　收有起诉书和开庭最初数日庭审记录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在宣判之前的1948年9月出版，序言作者笹森顺造（后为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总会会长）这样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是人类历史全面创新的伟大文献。由野蛮向着文明、虚伪向着真实、不义向着正义、偏颇向着公正、隶从向着自由、报复向着祝福、侮辱向着爱敬、斗争向着和平、分裂向着协同，可以期待它是与把人类社会导向更高的幸福的文化生活相称的一个大宪章。”

　　早在审判当年的1946年11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即成立了“审判研究会”。时任早稻田大学法学部长、后来成为早大校长的大滨信泉在研究会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发刊词中说：“国民的每一人都应从国际正义的立场见证审判的进行，正视起诉提出的每一个犯罪证据，倾听每一句检察官的主张和辩护人的辩论，充分反省、改变认识、下新的决心，惟其如此，我们日本国民才能作为新的国际人重生，才会被新构想的国际社会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说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作为国民必读书绝非夸大。”

　　笹森顺造和大滨信泉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都不算左派，他们对东京审判的高度评价，最可见正面肯定的声势之大。

　　“胜者审判”论占上风

　　东京审判时检察长季南在开庭陈述中说，我们现在进行的不是普通的审判，而是一场“文明”之战，季南的这一表示，以后被概括为“文明的审判”。

　　“胜者的审判”论调在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等人有关管辖权的质疑中已呼之欲出，但明确说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始自东条英机。以后对东京审判肯定和否定的两方即以“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为标志，进行了长久的争论。

　　这种争论通过长时期此消彼长的积累，最终导致了否定派的压倒性影响。日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持“文明的审判”的肯定论者，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众”。进入世纪之交，“文明的审判”已不复再见。现在和“胜者的审判”勉强还能分庭抗礼的对立面是所谓“超越”“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的论者。

　　日本左翼尖锐批评

　　日本左派曾是东京审判肯定派的中坚，对于审判揭露日本近代侵略和暴行，虽然仍给予一定的正面评价，但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们认为东京审判主要有如下的缺陷：第一，只占受害人数一成的西方国家占了法庭的七成法官，这样的“殖民地宗主国”代表占多数的东京法庭，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追究日本对亚洲被侵略国家和被侵害人民犯下的罪行。

　　第二，没有以反人道罪起诉日本（“反人道罪”在东京审判中实际未被采用），对战后赔偿等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三，东京审判提前结束，不仅使大量本应受到审判的战犯嫌疑人躲过制裁，重回政界，而且至少在历史观上未能斩断战时军国主义的脉络。

　　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地宗主国”对罪行的选择性审判，使许多罪行应审而未审。他们认为日本对中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对中国实行的细菌战、化学战，以及美国对东京等日本城市的狂轰滥炸等等，都是本应严惩而终未能审的严重罪行。日本左派还特别以美国战后轰炸朝鲜、越南、伊拉克的“不对等战争”的暴行说明东京审判未审罪行的贻害。

　　右翼行径变本加厉

　　近年来，日本右翼“检讨”历史的重心已从南京大屠杀转到了东京审判。有一个叫北冈俊明的人写了一本名为《东京审判是捏造》的书，开宗明义就道出了日本右翼急切否定东京审判的理由。

　　这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有两小节，第一节的题目为“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第二节的题目为“否定东京审判应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在日本否定派看来，东京审判不仅在程序上不公正，法理上不合法（所谓违反罪行法定主义），而且在证据上问题更多。

　　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日本出版了八大卷《东京审判辩护方被驳回、未提出证据》，号称出席了大多数庭审的富士信夫在稍后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一书中说：“要而言之，可以说无论辩护方提出的证据还是辩护方的最终辩论对法庭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因此从实质看等于是：‘法庭的判决是基于检察方提出的证据和检察方的最终陈述作出的。’”

　　他在书中声称：“我不是说检察方提出的证据全错，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全对。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具有常识的日本人在阅读检察和辩护双方的证据时，深感检察方提出的证据包含了极多的歪曲、夸张、虚构，同时感到辩护方提出的证据合理的较多。”

　　前年，日本首相安倍在日本众院预算委员会答询时，说到“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后特地补充说，这些问题应由“历史学家”来判断。可见他们自认已胜券在握。

　　全面研究时不我待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审判，就狭义的审判本身说，它已为人类留下了极为宝贵的遗产；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它为法学、史学、政治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另一方面，东京审判在学术界以外的久争不息，说明它确实有与生俱来的超出学术的意义。所以，从“大义”上阐明东京审判的意义，回应日本右翼的挑战，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由于右翼否定东京审判并非只有口号，如果真要“针锋相对”，要对他们的质疑作出有效驳斥，还是要下深入扎实的功夫。

　　近年我们通过对日方相关原始文献的核查，证明东京审判时辩护方做了大规模伪证。比如在“南京暴行”案中，不仅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向法庭提交的供述书和在法庭质证中的关键证据为伪证，为松井石根作证的他的参谋长饭沼守（上海派遣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第十军）、与松井有两代交情的他的随员冈田尚等人向法庭提交的书面证明和答询中的关键证据也是伪证。

　　我们坚信，只要功夫到家，真相终不可能为假象掩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日本右翼的“研究”，还是自民党即将成立新机构的“检证”，都不可能积非成是，也不可能变黑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