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战后德国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做得很好，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那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并不值得骄傲。”在德国奥格斯堡大学人文-历史学系的迪特玛尔·苏斯教授看来，战后德国关于二战的记忆与两个“大”分不开：一个是大轰炸，另一个则是大屠杀。

　　作为历史学家，他以极其客观的立场回顾了德国对二战记忆的转变。

　　大轰炸纪念备受争议

　　二战期间，英美军队对慕尼黑、德累斯顿等德国城市发起大规模空袭。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二战历史上最受争议的话题。

　　“轰炸带来的浩劫成了德国城市史的主流叙述。”苏斯教授以慕尼黑的瓦砾山为例指出，大轰炸的记忆往往与现实中的历史冲突相关。战后德国，清理轰炸废墟后形成的瓦砾山成为纪念死难者的场所，但对于如何为它们命名、相关修建是否正确呈现了德国的战争往事，往往引发争论。

　　“对大轰炸的记忆，从德国城市的角度是关于重生的叙述，从基督教的角度是强调幸存的叙事，从和平运动的角度是作为和平事业的隐喻。此外还有寻找安全的叙事、关于国际和解的叙事，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关于德国禁忌的叙事。”

　　苏斯说，200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的著作《火焰》将大轰炸纪念推向高潮，该书主旨在于唤醒“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记忆，同时控诉同盟国的“战争罪行”，因而备受争议。

　　不再讳言大屠杀历史

　　如今，犹太人大屠杀已不再是德国历史中的禁忌话题，但苏斯教授说，德国为此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

　　在战争结束后的前十年里，犹太人大屠杀始终没有成为公众话题。苏斯教授说，当时关于说什么有很多限制，“这些限制虽然出于对受害者的善意，但也导致了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掩盖，意味着对过去的遗忘”。

　　另一方面，德国人更愿将自己视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自我受害化的历史叙事，为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历史责任提供了遁词”。

　　苏斯教授告诉新民晚报记者，发生在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的骚乱，其实只是因为一个德国人对犹太人发起绑架谋杀行动的谣言引发双方冲突。“一些德国人以这场骚乱来消解自己的反犹主义罪责，同时也消解他们对支持纳粹驱逐和排斥犹太人的责任。”

　　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东西德对大屠杀问题的集体抑制，1961年以色列对纳粹德国高官、“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犹太人大屠杀问题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但苏斯教授认为，这一时期两德对大屠杀的讨论高度政治化，都是为冷战宣传发挥作用。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英美推动下，联邦德国新成立的近代史学科才开始致力于揭露大屠杀历史。

　　要思考谁发动了战争

　　苏斯教授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的日本在受害者情结上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人们总认为自己是纳粹统治的受害者，是冷战的受害者，却没有人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谁发动了战争。”苏斯教授说，当时德国总理和州政府谈论的也往往是德国人受了哪些苦，而不是德国人的战争罪行。

　　当有人提议建造达豪集中营纪念馆时，许多人也有抵触情绪，“因为他们不想留下与达豪有关的记忆，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与纳粹罪行有牵连”。最终，在有识之士坚持下，达豪集中营纪念馆建立起来了，并成为巴伐利亚州学生必须参观的历史遗址。

　　苏斯教授认为，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尽管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但毕竟结果是积极的。所以对于日本，他也表示乐观：“也许过一些日子，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改变他们对战争的记忆，出现类似当年德国发生的那些运动，开始认真地讨论日本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