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护一直记得8月6日这个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一颗原子弹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命运，在那个叫做广岛的地方，他的亲友未能逃过死亡的厄运。每年这个时候，石田总是禁不住遥想那些鲜活生命的最后瞬间。

　　国民狂热情绪助推战争

　　广岛的悲剧大约是日本人对二战最深刻的记忆，带着浓浓的被害者色彩，但很少有人去追问投下原子弹背后的原因。石田在意的，正是这一因果链条上缺失的一环。

　　“作为日本引发的那场战争的最终篇章，广岛的悲剧为什么没能避免？”他同时注意到，亚洲各国对广岛悲剧的理解显然有所不同。战争结束后，广岛开始向世界发布和平宣言，但周边国家的反应是复杂的。

　　1991年，时任广岛市长的平冈敬让石田找到了问题的重要答案：广岛悲剧背后的问号与被淡忘的战争责任有关，那是作为加害国象征的另一个广岛。难道广岛不是日本侵略战争的结果吗？平冈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日本对战争责任的检讨懈怠，因此在1991年和平宣言里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谢罪。可惜，这一反省未成为日本社会主流。

　　究竟谁应该为那场侵略战争承担责任？石田发现，在日本答案是暧昧的。

　　他认为，当时日本国民的狂热情绪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战争的扩大，当时少年的他见证了这个过程。

　　“日本的体制容易产生由思想统制带来的集团狂热的俘虏。”他在一篇反思文章中写道，“日本不能再成为那样的囚徒，这正是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

　　政治应对历史负有责任

　　在石田看来，日德对战争责任认识不同的背后，还有两点不可忽视。

　　首先，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在德法共同推进和解进程的冷战时期，中日则分处于苏美阵营。正如中国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日本之所以对历史问题反省不足，是因为冷战初期美国在占领政策中允许旧官僚体制复活”。

　　另一方面，在政治对历史的责任上，日本政治家的表现与德国也有所不同。“安倍首相曾说历史问题应交给历史学家。”石田说，“但国际社会要的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安倍的历史观无疑是暧昧的，相比之下，历代德国领导人则都谈到了“政治对历史的责任”。

　　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一段话让石田印象深刻：“没有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则无法开拓未来的道路。不可以简单地用一些偶然事件和行为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它是包含着义务和责任的。”他认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这是日本应向德国学习的核心部分。

　　日本要体察受害国心情

　　在日本围绕历史认识争论的当下，石田认为，如何填补日中的历史认识鸿沟事关两国关系能否改善。作为传承战争记忆的主要手段，历史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日中历史共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将成果活用？”他认为，进一步说，继续开展这样的共同研究也是必要的。

　　在解决互不信任问题上，石田觉得东亚可以向欧洲学习。虽然有人认为在目前的现实之下讨论东亚共同体有些“不现实”，但他认为，这恰恰有再次思考的价值。如今虽然不能期待东亚结成像欧盟那样的联盟，但“若以东亚共同体为共同愿景，将能够助力日中关系的改善与东亚和平的构筑”。

　　石田指出，在民间层面，日本如何构建对战争受害国的“共感”非常重要。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一位广岛友人描述灾难惨状时对他说：“我们眼光所及之处，与二战时的广岛是一样的。”沉思之下，石田觉得，难道日本发动的战争给中国留下的不也是满目疮痍的破坏吗？并且，破坏规模应该是数十倍、数百倍。“日中友好的第一步，应该是日本国民对战争被害国中国国民的心情有所体察。”

　　通往和解之路也许并没有那么漫长。

　　石田提及他的小学校友田村秀子，她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了母亲，后来长居美国，作为广岛和平大使向美国人讲述历史。在一次纽约集会中，田村为日本的加害者行为道歉，当时在场的一些中国年轻人主动拥抱了她。“田村表示，她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集体意义上的治愈’。”

　　石田说：“我认为，那也是日中和解的理想样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