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我不能出卖朋友

　　我忍住痛，还是说，我不知道。那个曹长火了，又让宪兵在我的脚跟下塞一块砖。那是真的很痛啊！特别是宪兵抓住我的脚后跟硬往上搬塞进第二块砖时，我的膝盖、韧带、骨头都痛得好像要断了。我痛得忍不住哭了，还大声叫“妈妈”。在从新四军潜回上海的路上，父亲保护了我，我虽然知道我母亲此时是无法来保护我的，但我只能哭着叫妈，好像叫了“妈妈”后，疼痛会好一些。这时，我想起了“德国间谍”说的“一切都会过去的”那句话。我知道，日本人不会让我死的，只是想让我说出蒋礼晓的下落。我不能出卖朋友！我更清楚，保住朋友，就是保护自己！我只有熬过酷刑，忍受住痛苦，坚持到底！后来一生中，我都是这样的，不管有多少磨难，我都坚信“一切都会过去的”，要忍住、熬住、挺住！

　　那天，日本人看给我上老虎凳，也没问出什么，就放我回牢房。下了老虎凳，我已不能走路，那个翻译和一个日本宪兵拖着我走，因为我的脚已不能落地。回到牢房前，登记好，翻译帮我把皮鞋脱掉，日本宪兵又把我推进牢房。我躺在地上，浑身无力，一点都不会动了。难友们知道我上老虎凳了。老校长和赵侣青把我放在地上，躺着休息。罕斯却跑过来，把我拖起来，要我走路。我怎么走得动呢？很痛的。他用英文对我说：“一定要走，否则，你明天根本起不来。”我自己不能走，他就用手臂架着我走。这样在牢房中来回走了十几圈后，我果然感到痛苦真的减轻了。我明白了，罕斯是有道理的。

　　老校长看见我这样被日本人上刑罚，坚守气节，就关心地对我说：“你是学生，没什么大事的。因为你毕竟是别人的事情牵涉到你。但我是校长，肯定出不去了。他说，今后我们俩不管谁先出去了，都要到对方家里报一下平安。”我点点头说：“一定照办！”结果，没几天，他真的被放出去了。

　　那是个下雨天，他临出牢房前，还专门朝我点了点头。我明白，他一定会去我家报平安的。后来，我妈和我说，有一天，一个老先生浑身湿透冒雨找到我家，说你儿子关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队，还说你儿子现在蛮好的，让我母亲放心。我知道，他从宪兵队出来，先到我家去，是与回他自己家背道而驰的。可见，老校长一片真情，十分感人。

　　我是1943年圣诞节前一天夜里被日本人抓进来的。再过一段时间就要过1944年的春节了。自从上了老虎凳以后，日本人就再没来提审过我。这些天，我看见墙壁上有人用铅笔划过的一条条杠杠。赵侣青让我在受审时，鬼子叫我削铅笔的时候，故意弄断铅笔藏在裤子的口袋里带回来。还说这个可以派大用场的。原来是难友们用铅笔划杠来计算被关押的日子，一天划一条杠。有个人划到四十几条的时候不划了，原来被鬼子枪毙了。

　　要过年了。那天下着雨，日本人突然叫我到三楼去。走进一个房间，看到桌上放了两包东西。一包是吃的东西，一包是衣服。日本宪兵大队长对我说，这两包东西是你母亲送来的。一包是吃的，你当场吃掉。一包衣服，你当场换掉。后来，我问我母亲，你怎么会知道送到这里来的。她说：“是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你关在这里，我才能在你二哥陪同下，带着这两包东西来送给你。一开始日本鬼子不让进。我就在铁丝网旁跪着。一下子引来不少人围观。日本兵也没办法。后来来了个当官的（日本宪兵大队长），看到有人围观，就问站岗的宪兵，然后就放我进来了。”日本宪兵大队长要我换衣服，我就换了。我妈只送了些内衣裤，外衣不能带进来的，卫生裤送了一套，还有一件绒线马甲，都当场换下了，周围有六七个日本宪兵看着我。换好衣服后，把换下来的衣服包好。我的内衣上有血水。那包吃的东西里，有巧克力、面包、水果、糖等等，日本人让我当场吃掉，说我吃不下。日本大队长说是你母亲送来的，你一定要吃下去。还让我到窗口往下看。我走到窗口，往下一看，看到我妈在风雪中跪着，我忍不住眼泪快要流下来了。大队长趁机说：“你快点讲清楚蒋礼晓在哪里，就可以马上回家。”我这个时候真的有些扛不住了。我哭了。大队长见有机可乘就逼着我快点说。但我还是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