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翁门下有两位曾经活跃在民国印坛的高足，只因他们的印石与印谱流传较罕，或偏于苏北一隅，或鲜有门徒、子女为其揄扬，其影响力竟不及入缶门较晚的王个簃、诸乐三辈，至今几乎已被人淡忘。然而随着近期印坛资料的不断挖掘，他们精彩的作品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令人惊喜。他们就是费龙丁和李苦李。

　　费龙丁（1880—1937），名砚，字剑石、见石，号铁砚，中年后既拜佛祖，又信耶稣，自署佛耶居士，别署瓮庐、商金秦石楼。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早年与画家冯超然师从名儒沈祥龙，后负笈东瀛，攻读数理及美术，归国后一度任教于广西测量学校，未几返回梓里，潜心于金石书画与古物收藏，广交杨了公、高吹万、王念慈、陈陶遗、李叔同等名流学者。费氏夫人李华书，善诗工画，是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倡导者李平书之胞妹。李氏平泉书屋中庋藏的历代名迹甚富，费龙丁近水楼台，赏其珍秘，眼界增阔，并幸入缶翁门墙，书法、篆刻创作得其亲炙。

　　费龙丁在上海参加了“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和“古欢今雨社”，交游日广，艺事益晋，名声鹊起，期间还加入了西泠印社、南社和乐石社，也是西泠早期社员中唯一一位松江籍社员。缶翁对费龙丁关爱有加，他不仅为这位爱徒篆刻印章，亲授刀法，在其珍藏的秦代十二字瓦当砚上作铭，又赋《答费龙丁》长歌，为《瓮庐印策》署签、题诗，并在八十一岁高龄时亲订《瓮庐书画刻例》，竭力推许，师生情谊极为深厚。费龙丁也未辜负缶翁的期望。所书石鼓文，用笔圆劲厚实，结体古拙峻健，真力弥满，深得乃师精髓，在缶门弟子中为佼佼者。至于篆刻，多效法缶翁中年之作，用刀涩畅并施，气息古茂浑朴，拙中寓巧，不经意中见奇古逸趣。只因费龙丁性格较为疏懒，不愿多作，若论传承缶翁的书刻艺术，当不在赵云壑等同门之下。

　　李苦李（1877—1929），名祯，字筱湖、晓芙，号西园客，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南昌。其父镜湖公，曾从赵之谦游，时而染翰操刀，李苦李幼受熏陶，嗜好书画篆刻，打下一定基础。以致在父亲离世后，即靠为扇笺庄画画取润奉养寡母与妹妹。光绪三十年（1904），李苦李应艺友诸贞壮之邀来到江苏南通，供职于翰林墨书局。清末民初时的南通，正值本地“状元实业家”张謇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与教育事业之际，文化艺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李苦李与侨寓南通的陈衡恪相交，谈艺论印，甚为契合。1917年夏李苦李入缶门，奉手请益，缶翁在其印册上题辞勉励道：“统观诸作，具见苦心。白文佳处，已能达到；朱文宜加努力。封泥蜕本，当时时玩之，必有进步。刻印只求平实，不必纤巧，巧则去古雅远矣。吾知苦李胸中必谓然也。”经缶翁指点后，李苦李日夜覃研，不数年，印艺更上层楼。

　　李苦李不仅对缶翁篆刻艺术的继承、光大，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他为人坦诚，乐掖后进，在乃师八十高寿时，将小于自己二十岁的王个簃引荐给缶翁，由吴长邺的业师而幸为缶翁弟子，成就一段艺坛佳话。缶门艺术能传至今日，除了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与感染力之外，“师恩不忘”的王个簃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李苦李的推荐之功也是不可遗忘的。

　　李苦李一生与西园颇有渊源，其出生于南昌西园，移居南通后所寓亦为西园，最终又在上海西园寺去世。生前辑有《苦李印集》，但与费龙丁诸谱情况相类，流传甚稀。

　　费龙丁、李苦李生前颇受缶翁期许，但身后却逐渐湮没无闻，不仅是因为兵燹战祸使作品遭到毁损，与他们的篆刻作品与乃师风格过分相近，欠缺个性也无不关联。但作为近代海上篆刻研究，费龙丁与李苦李当是二位不能忘却的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