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夜，独自一人在小区散步，人行月随，脑海中浮现出几位已经逝去的亲人。这其中，就有朱德炘叔叔。

　　朱叔叔和我家其实并无亲戚关系，但我们两家是在“文革”逆境中结下的情谊，更为巧合的是，他与我父亲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样的缘分，使我们两家人亲密无间，胜似亲人。

　　那是1974年，工作了三年后，我第一次有了探亲假，踏上西去的列车，来到甘肃省会兰州。那时父母到兰州也已三年了，从北京下放到这里，属内部控制使用。兰州的家在农民巷三号甘肃省机械局宿舍的底楼。对门有一户人家，听说也是北京调来的，但和我父母从来没招呼过，彼此不相往来。一天，母亲经过他们家的窗口，发现窗台上晾着不少书，她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冒昧开口向他们借。当晚，他家的小儿子就送过来几本书，是朱道南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等几本回忆录，真是太让人兴奋了。

　　我很快就读完了，母亲陪我去还书，我见到了这家的男主人朱德炘叔叔。交谈之间，他见我对军史很感兴趣，也知道不少，极为高兴。从此，就与我结下忘年交，无话不谈。

　　我这才了解到，朱叔叔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在陕北公学和鲁艺学习过，毕业后到了部队，一直从事宣传工作，曾任陈赓兵团文工团副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14军文化处长任上被抽调到北京编辑《星火燎原》丛书，编完书被老首长留在海军政治部担任文艺处和俱乐部工作处负责人。“四清”运动后转业支援大西北建设，还未上任，就被造反派打倒，批斗、关押，开除党籍。

　　身在逆境，朱叔叔是非常看重和信任我的，给我讲了很多往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编《星火燎原》时，为了刘伯承元帅《千里跃进大别山》这篇重点文章的最后定稿，由二野参谋长李达上将领他去见了刘帅。朱叔叔说，刘帅的生活非常简朴，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共和国元帅的家，招待客人的茶杯不是瓷器，而是搪瓷的军用茶缸。

　　朱叔叔后来写了申诉信，托李达将军转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了批示，朱叔叔的处境有了好转。但不久就又开始“批邓”，朱叔叔因此罪加一等，被开除公职。

　　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朱叔叔和我父亲都获得了解放，朱叔叔担任了甘肃电视台台长，我父亲则调回上海。虽然分处两地，但两家的关系仍旧亲密。

　　后来我进了报社，朱叔叔又把我视作同行，常来信给予鼓励。198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我想编一组“十日谈”，向朱叔叔约稿。他很快寄来《他是英勇的上海人》一文，追怀他的上海籍战友吴锦棠。当年他们一起参加火烧日军长治机场的战斗，吴锦棠是连指导员，在冲向突破口时英勇牺牲了。朱叔叔目睹了这壮烈的一幕，始终难以忘怀。文章写得极为感人，后来被收入《夜光杯文粹》。

　　有一年我参加《文学报》的新春联谊活动，正好与白桦老师坐在一起，他向我问起朱德炘叔叔，说他当年参加革命时，就在朱叔叔的宣传队里。朱叔叔也跟我说起过，那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打了许多硬仗。朱叔叔所在部队在豫西完成了拖垮敌人的任务，有一天早晨，部队刚出发，从前面山头上下来两个穿黑大衣的年轻人，高声喊着什么。朱叔叔的宣传队正好在村头检查纪律，便停下来等候，待他们过来才知道是从信阳城跑出来的学生，其中一个叫陈佑华（即后来的作家白桦），他们说是找中原局参加革命的。朱叔叔说不知中原局现在何处，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解放军。二人欣然答应，便跟上宣传队当兵了。当时白桦还不到二十岁，多才多艺，第二天便给队员教唱一支《挺进豫西》的新歌。淮海战役时，派他下连队采访，写了一些通讯报道，开始显露写作才华。白桦老师还精心保存着当年打洛阳的路上，朱叔叔给他画的一幅速写，这幅画还在《文艺报》上刊登过。

　　朱叔叔离休后，一直钟情于书法艺术，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书法展，老战友冯牧为他的书法作品选写了序。

　　2007年底，朱叔叔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录《岁月匆匆》。他在信中说，去年85岁，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忽然想起应该给孩子们有个交待，起码让他们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大概干了些什么。于是便开始回忆，并简略地把它记录下来，其中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也算坎坷一生，历尽沧桑。但因写作能力所限，不成文章，更不是可以发表的东西。现在还是初稿，只想在自己的家人范围内征求意见。我因把你当作我的亲人，便寄一份给你看看。我读了信，内心非常感动。看了回忆录，更觉得很有价值，只是简略了些。我和朱叔叔通了电话，请他作些补充。然而，我忽略了他已是一个耄耋老人，且多病在身，已经没有精力再做这项工作了。我应该抽时间去听他讲述，替他整理。如今想起，真是后悔不已。

　　朱叔叔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我和他的儿女们商量，要把他的回忆录整理好，这是作为亲人的我们，对他老人家的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