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是我心仪的演奏团体，每次观看它的音乐会，都让我深深感受到德奥交响乐艺术传统的厚重与气势。近日，乐团又在首席客座指挥郑明勋的率领下访问上海，让沪上乐迷再次领略到德奥交响乐经典的丰赡和精彩。此次音乐会上演奏的贝多芬《第二交响曲》与马勒《第四交响曲》都属于经典作品，然而它们却很少在上海的音乐舞台上出现。当我在现场聆听由世界名团演奏的这两部交响杰作时，除了美的享受之外，就是遐想作品的蕴涵与深意。

　　贝多芬《第二交响曲》是一部被许多人忽略的作品。正是此曲的创作，贝多芬完成了自我拯救，他不仅以充满新意的乐思和作曲技法开启了通向“英雄性”叙事的交响创作理路，而且用艺术的精神救赎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了作为独立音乐家的思想品格与人文视界。1802年末，贝多芬写下了他的“海里根施塔特遗书”，而《第二交响曲》的创作正是在这份著名遗书写作的前后展开。因此，此曲的写作过程及作品问世，可以看作贝多芬面临耳聋与精神危机时的“艺术抵抗”。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交响曲》所展示的命运抵抗还没有《英雄交响曲》与《命运交响曲》中的那种汪洋恣肆和振聋发聩，贝多芬此时的英雄情怀是以一种独特的生命渴望来表达对艺术美、幸福人生的向往。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对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评说意味深长：“一切都是春天，就是在第一乐章里，战斗的冲击也没有狂烈的成分，我们只能在其中体会到对人生保持着最美丽的幻想的高贵的心所具有的青春热忱。”

　　郑明勋对这部交响曲艺术蕴涵的理解是准确的，他的指挥富于热情但并不夸张，乐团在他的带领下所呈现的音响效果清晰而流畅，中规中矩的艺术表达中依然可以让人感觉到青春美好的记忆和生命之力的强劲，这尤其体现于首尾两个乐章。

　　如果说郑明勋与德雷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在演奏贝多芬《第二交响曲》时是比较“收”的话，那么马勒《第四交响曲》的表演则明显展示出“放”的态势，因为马勒的音乐无疑给予音乐家们更宽阔的表现空间。在马勒的全部交响曲中，《第四交响曲》的篇幅最短，内容也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即使在这部貌似风俗画般的交响曲中，我们仍可体悟到马勒交响叙事的“哲思化”气质。例如，第三乐章的艺术构建就值得特别关注。浪漫派作曲家都是写慢板乐章的高手，马勒也不例外。人们最熟悉的马勒《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柔板”堪称晚期浪漫派慢板抒情的极致。然而在我看来，《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无论是音乐的抒情性还是音乐所承载的艺术蕴涵的深度都不亚于前者。在此，第一主题摇篮曲风格的安宁、温暖与第二主题不安的缠绵看似连接自然，实际上却透露出悲剧性的冲突。同样，在终乐章里，马勒的“音乐哲思”通过女高音唱出的“我们安享天国的欢乐”与乐队颇具紧张度的贯穿性主题（音乐动机来自第一乐章开头的叮当铃声）的对比与渗透，体现出尘世喧闹与天国安宁的强烈反差。

　　虽然郑明勋称不上是“马勒专家”，但在他的指挥棒下，德雷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演奏的《第四交响曲》不乏马勒浓郁的抒情意味与令人激动的戏剧张力。我认为郑明勋对第三乐章音乐的处理很有心得，气息的控制恰到好处，层次感非常鲜明；而他对终乐章的自如把握也很有效果地呈现出女高音独唱与乐队演奏的交相辉映，全曲音乐深层内蕴的表现诉求由此达到高潮。

　　马勒《第四交响曲》作于1899至1900年间，它的问世与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创作相隔几乎百年，但他们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贝多芬的“自我拯救”与马勒的“天国向往”通过各自独特的交响理念和创作实践表达了不同时代的艺术探寻及人文指向，而德雷斯顿国家交响乐团的精湛演绎则让我们在艺术感动的同时进一步体悟到交响经典的丰厚与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