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海纳百川

　　从1008年至1843年，这八百多年的历史，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位，即使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中华帝国的城市版图上，既非省城都会，也非府衙治所，那个时候的上海人羡慕苏州的繁华、杭州的富足，时不时地自称自己“阿拉是小苏州”而已。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上海实在与素称鱼米之乡的“人间天堂”的苏杭二州有着很大的距离，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自然也谈不上占有一个什么位置。

　　上海除了传统农业、渔业、盐业外，主要就是靠开放的沿海贸易，所以在经济活动方式上转起弯来，势必要比其他传统经济型城市来得快。在社会构成上，传统型城市无疑是官吏和士绅唱主角，但早期的上海则不同，且不说滨海的渔民和盐户，种植棉粮的农民，即使在城里，也是由商人唱主角，它的社会构成缺少历史包袱，是缺点，也是优点，没有沉重的包袱，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社会资本，它对外来文化介入时的考量，在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总是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传统型城市的社会机制，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那时的上海则不同，相对显得空白，市民的民俗与心理构成，相对传统型城市，较少传统的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当时能够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的背后书写着四个大字：“海纳百川”。

　　明清之际，伴随着上海的崛起，它接纳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各地的移民，各地移民也带来了当地的民俗与文化，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上海新的文化形态，高度的移民化，正是上海文化的一抹亮色。正好比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它们相激相荡、相克相生，赋予上海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商人到上海这个码头打拼，为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上海文化的底色就是商业文化，商业就要交易，交易则须平等，所以上海文化与皇城根下的中国固有的文化有着质的区别，自然也形成了与古代迥然不同的驳杂与多彩。最能够体现上海文化，或者说上海文化精髓和深层内涵的，就是这个地方固有的冒险精神和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它不墨守成规，总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这也正是上海文化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包容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趋时求新”，大至社会风尚，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娱乐游戏、风俗习惯，都表现了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更新创新和喜欢标新立异。例如京剧，原本在晚清时只是宫廷贵人的娱乐，在民间并不普及。当其流落到上海，上海以其强大的财力及运作能力使其冠压群芳，在民众中得到真正普及，奠定了它作为国剧的地位。上海以港兴市，也是全国艺文荟萃的“大码头”，现在说发展文化产业，一百年前的上海画家、演艺家、音乐家、舞蹈家、作家、教授以及三教九流，在上海无不把文化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来策划运作，否则的话，他就没法生存立足。鲁迅当年有关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论述，确实是入木三分，一语中的。

　　据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是作家包玉珂根据一个叫爱狄密勒的西方人所撰写的材料编译的一本纪实性小说，叙述了抗战之前，一些帝国主义冒险家在上海使用各种无耻手段所进行的活动及所作所为。冒险与创新，确实是这座城市娘胎里带来的基因。经过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艰难打拼，上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出产的精良品牌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还是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誉，与此同时，冒险与创新也为上海人回馈了相应的报酬和安定的生活环境。然而，创新的艰难，令人想到守成，从以往的冒险开拓，到今天在一部分市民中表现出来的小富即安的心态也在滋生和蔓延，这种现象似乎更应该引起当今上海人的思考。

　　因为在文化上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有点另类，上海人有时承受着被误解的尴尬，当年租界洋人不喜欢中国人，嫌上海华人公共意识不强；同样，内地人同样也不喜欢上海人，李鸿章曾经夸奖上海的一位绅士李平书，说他是个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