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事后都把焦点放在了改善急救机制方面，基本忽略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蒙住了人的眼睛，让一连串的环节都漠视了面对面的痛苦？这当然并非社会的道德感已然滑落到了这种程度，而是反思这一事件的人形成了一种固化逻辑：亟须调整的是机制问题，或者说是被制度固定下来的利益格局，个人的道德感只是次要因素。这种认知，即便揭示了某一方面的真相，也是一种遁词，就好像人们看待利益的方式，与道德感无关似的。

　　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倾向，即不论什么性质的矛盾，直接跳到利益冲突的框架来分析，基本不思考社会基本伦理的正当性，看似深刻其实很无力。比如，在冤假错案背后要挖一个部门利益的坑，官员腐败也习惯性联想到工资低，甚至连监守自盗这种事，都只是利益惹的祸。这些说法隐含着一个潜台词：在利益格局变得合理之前，人们“对有关正义或人性的全部感觉无动于衷”，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

　　然而，利益调整永远在路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忘记唤醒人性的力量，缺少道德河床的利益，就会长出自己的保护壳。每一个人都被束缚在利益的格子间里动弹不得，改革也就无从谈起。利益和道德感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与倒置，正是当前社会冷漠的一个重要形成机制，也是阻碍改革深入的重要原因。（刘天亮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