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安乡贤中，最为吾辈景仰的无疑是魏先生，魏建功。如果你对魏先生的名字感到陌生，但你对《新华字典》不会陌生吧？自这部开本很小、厚如砖头、便于携带的工具书问世以来，发行了三亿册。魏先生就是这部工具书的总编辑。

　　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大多不知该书的总编是谁。这不奇怪，因为书上未署主编的名字。魏先生大概也不会在意是否在上面署名，只要这部工具书能具有最高的专业水准，成为大众案头工具书就可以了。

　　还是上世纪70年代，在海安西场中学读书时，听老师简单谈起过魏先生，说北大的大学者魏建功是我们西场人。数十年过去了，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此。最近，因为要完成有关海安的一篇征文的约稿，我才开始涉猎魏先生的资料。在读先生的学术大著和有关生平记载资料时，我曾突发奇想，海安出了这位大师级别的学者，无疑是世代海安人都该引为自豪的事，海安应该将《新华字典》做成巨型雕塑，矗立在城市的中心。在公园里也应该有魏先生的塑像。

　　魏先生于1980年2月18日辞世后，遗下了藏书两万余册，以及一些名人的信件、手札等珍贵藏品。这些名人中有鲁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仅仅是陈独秀写给魏先生讨论音韵、训诂方面的信件就有20封。那么这些藏书和信札目前流向何方呢？不太清楚。仅就可靠的记载，有一万多册藏书，因魏先生去世后，其子女搬迁的新居居住条件拥挤、潮湿，很难使得这些书得以妥善地保存下去，就以五万元的转让费，转给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该学院如获至宝，专设了“魏建功藏书室”，供师生查阅。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属。但我这个海安人，看到这个信息时，真有点心疼、惋惜呢！

　　魏先生于1901年11月7日出生于海安县（当时属如皋县）西场镇。五岁开始就读于西场玉成公小学（即后来的西场实验小学）。从魏先生的年龄看，在其青年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相互撞击，“拿来主义”与整理国故并行不悖……那个时代，用许嘉璐先生的话说，在各个学术领域，大师级的人物成群涌现。

　　与魏先生有过密切或较多交往的人有：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顾颉刚、台静农、朱自清、叶圣陶等。这些人中，有的比他年长几乎一辈，如陈独秀与鲁迅，比他大20岁以上，有的年长几岁、十几岁，也有的小他几岁。也许正因为那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术诸领域皆群星璀璨的时代，很多人的目光仅仅聚焦于极少数处于宝塔尖上的人物，而像魏先生这样的学术翘楚，反而被遮蔽了。当然，魏先生被遮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晚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被卷入了“宠辱”皆有的漩涡。说“宠”，他曾被江青请去在列车上为她讲解《离骚》，也曾被安排去担任“梁效”写作组的顾问。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梁效”文章做文字学方面的“咨询”，防止出现常识性差错。说“辱”，是动乱开始时，魏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尽批斗，不停地被勒令写“认罪”交代材料。鲁迅曾写过一篇批评他的杂文，陈独秀晚年曾向他讨教文字、音韵的学术问题，胡适与他也曾有过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这些都成了他被批斗追责的问题；后来，他又成了被严格审查的对象，因为那个“梁效”写作组的顾问头衔。最终的结论是，“当时是组织调去做咨询性工作，未参加‘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不算问题，不需结论，不入档案”。他在“文革”终结不久后，即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在很多人看来，他是有“污点”的人。这个“污点”，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常常被超常地放大，以致如一团雾霾遮蔽掉了一座学术的山峰。这也是魏先生的学术声名和地位，在很长时间未得到充分肯定的因素吧？

　　魏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我觉得起码有三点是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要留下浓重记载的：

　　其一，魏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体现在由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皇皇五卷《魏建功文集》中，曾经并继续润泽着一代代学人。1935年正式出版的根据他在北大讲稿整理的《古音系研究》，“综论古今通塞，尚论群贤得失”，被认为是超越前人的“宏通之作”。该书出版时，为之写序言的有罗常培、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沈兼士称，“建功此作，于古音之历史与对象，纵横搜讨，论列详明，能将前人贵古贱今重文轻语之积习一扫而空，诚快著也。”有后学认为其著“囊括古今，包举宇内，气魄宏大，令人震服”（以上见《一代宗师：魏建功》，马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月版）。

　　其二，魏先生对中国台湾“国语”的恢复、重建和推广，居功至伟。抗日战争胜利前，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日本人采取摧毁台湾人母语的严酷统治手段，使得台湾民众基本上只会讲日语，不会或讲不好“国语”。魏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受命赴台，带领一个专家团队进行“国语”的恢复、重建和推广工作。1946年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台湾省“国语委员会”，魏先生被聘任主任委员，有21位专家为委员。在从事这项工作中，魏先生是领军专家。其中魏先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创办台湾第一份“国语”报纸《国语日报》，他是第一任社长。直至1948年12月，应胡适要求，魏先生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其三，就要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那部开创性的辞书——《新华字典》的编撰和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魏先生任北大中文系第一任主任。其时，叶圣陶先生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经与北大校方协商，请魏先生兼任出版总署新华辞书社社长，主编《新华字典》。为免北大中文系主任之职行政事务影响编撰辞书的精力，魏先生辞去了中文系主任职务，只是在北大中文系任教授。从1950年7月启动这项工程，至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间历时三年多，数易其稿。叶圣陶从领导层面主抓，而魏先生则负责具体的编务。据悉，这部字典是全世界读者最多、最畅销的字典。加上修订版，至今已出版11版。有多少国人乃至海外人士受益于这部字典，几乎是无法统计的天文数字。国人在使用这部工具书时，怎可忘却初版总编辑魏先生在这部书中凝结的心血和学术成果？

　　写到这里，回到文前提起的建议：魏先生的出生地海安，应该为魏先生塑像。我想，魏先生的塑像不应该仅仅矗立在他的故乡，还有他曾求学和工作过的北大校园，以及他为恢复、重建、推广“国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台湾。

　　当然，我更希望拂去历史的烟尘，让这位语言学巨匠的塑像，矗立在每个国人的心中！

　　摘自《中华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