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传奇一生落下帷幕。2014年去世的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前与卡斯特罗私交甚笃，在他的笔下，卡斯特罗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个质朴的男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之一”。
一位孤独的漫游者
有一次，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伴一个外国访问者在古巴游览了一个星期以后说，“简直不可思议，那家伙居然比我还会说！”可是，任何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这种说法夸大其词了，绝对夸大其词了，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比他更喜欢演说。
他对词语的嗜好几乎入了魔。在革命初期，凯旋进入哈瓦那没有几天，他曾在电视上连续演说了七个小时。那一定是个世界纪录。开始几个钟头，哈瓦那的听众还不熟悉他那有着催眠力的嗓音，坐下来认真听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只用一只耳朵听他的演说，另一只耳朵用来做别的事。
我刚好在此前一天随加拉加斯的一个新闻记者代表团抵达，我们是在下榻的旅店开始听他演说的。没有任何停歇，我们走进电梯，坐出租车去商业区，在盛开鲜花的咖啡馆里，或在有空调的酒吧里，直到在大街上漫步，收音机里的高音仍然从敞开的门窗里传出。夜晚来临，我们完成了计划中的行程，没有漏过一个词语。
有两件事引起了初次聆听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的注意。一是他对听众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二是他嗓音中的脆弱成分。那是一种嘶哑的嗓音，时常蜕变成喘息的耳语。有一位医生听过以后得出结论，即便不进行这种马拉松式的演说（他把它比作亚马逊河的流水），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会在五年内失声。不久以后，在1962年8月，这一诊断似乎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在宣布美国公司国有化的一次演说中的他的嗓音哑了。但那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二十六年过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年满六十一岁，他的嗓音依然像从前一样难以捉摸，依然是口语的精细工艺中最有价值和最不可抵御的仪器。
对菲德尔来说，一次演说平均需要三个小时。换句话说，他一下子能把时间推进三个小时。由于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的领袖，宁愿在现场解决一些问题，人们可以看见他不事张扬地坐在小汽车里，没有吼叫的摩托车队的陪伴，悄悄地出没在哈瓦那僻静的街道上，甚至在黎明前夕来到荒郊野外。这些故事都添加到他的传奇中去：一个孤独的漫游者，出没无常的失眠症患者，会在任何时刻拜访他的朋友，让主人彻夜无眠。
在这层外表下面有他早期革命的经历，那些从马埃斯特腊山保留下来的习惯。他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既没有固定的家和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日程。过去，政府的所在地随他而迁移，权力本身也依赖于他的漫游带来的契机。如今，情况可不一样了。他仍然保持极端鲜明的个性，同时，也使生活多了一份秩序。从前，任凭白昼和黑夜流逝，只有当疲倦之意袭来时才会获得片刻的休息。现在，他努力让自己有六个小时不受打扰的睡眠，尽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就寝。这一点每天都有所不同，可能是晚上十点，也可能是早晨七点。
每天他要花上几个小时在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井然有序的写字台，未套皮革的舒适的沙发，还有一个藏书架，反映出主人广泛的兴趣：从水栽法的论文集到传奇故事。他从每天抽半盒雪茄到彻底的禁烟者，只是为了树立道德的权威，在这个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烟草的国度，至今它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谈话中得到休息
过分的放松促使他的体重增长，从而开始永远的节食。这是一种痛苦的牺牲，因为他有一个庞大的胃，对搜集菜谱有着永不满足的贪婪之心，甚至抱着某种科学的热情。有一个星期天，他放纵自己，一顿午餐就吃下十八筒冰淇淋。不过，通常他只需一块鱼片和煮过的蔬菜，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什么时候饿了才吃。他的体格一直非常棒，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做体操或游泳，限制自己只喝一杯威士忌，并且是小口地品尝。他还放弃了对意大利空心面的钟爱，那还是教皇的第一个使节教他做的。他的荷马式的暴怒已成为过去，如今学会了用坚毅的耐心驱散灰暗的情绪。
简而言之，这是一条铁的纪律。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够坚定，考虑到不可避免的时间上的冲突，无法把一张设定的日程表强加给他，他的想象力使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不受约束。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从何时开始，却不知道到何时结束。每一个夜晚你都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在一架飞机上，去往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成为一场婚礼上最受欢迎的人，到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捕捉龙虾，或品尝卡马圭刚烘出的法国奶酪。
很久以前他曾说过，“与学会工作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学会休息”。可是，他休息的方式非常特别，甚至谈话也包括在内。当他在午夜时分结束紧张的工作，疲倦之态尽显，他会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然后在黎明到来之前恢复了体力。私人的聚会不合他的口味，因为他是古巴人中难得不会唱歌跳舞的。他也是少数几个能够改变聚会气氛的人之一，或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会迅速占有整个空间，尽管他实际上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高大魁梧。我曾经目睹他的存在使得那些极其自信的人不知所措，只好假装显得镇静或自傲夸耀，并努力使这一点不被人注意，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别人一样可以亲近。我一直相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个词“多一性”，他用来描绘自己的行为，并不像它表面上显示出的那样威严，而是诗意地隐藏起内心的羞怯。
终于，跳舞中断了，音乐停止了，晚宴结束了，人们聚拢在他周围，一场演说又开始了。他能长时间地站着，不吃不喝。有时候，他会在睡觉前敲响一个好友的家门，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说自己只逗留五分钟。他说得那么诚恳，甚至不坐下来。可是，渐渐地，他受到话语的刺激，不久便瘫坐在椅子上，跷着脚说，“我感觉自己很清醒”。那就是他的方式，厌倦了谈话，却又在谈话中得到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