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台湾学者王寿南，曾经这样评说史学大家严耕望：“严老师是一个纯学者，不争名，不逐利，只埋首在他的研究室里，但他又绝对不是独善其身、不传秘法的人，严老师的《治史三书》足以看出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和兼善天下的胸襟”。曾受到严耕望亲炙的王寿南，对此是有深刻体会的。

　　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寿南主编《岫庐文库》时，严耕望问他，可否把自己写的《治史经验谈》书稿列入《岫庐文库》出版。王寿南知道该书稿是老师治史心得，对年轻人极有教益，他可是求之不得。果然，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王寿南也深感欣慰。此时忽有朋友对他说，严先生是中研院院士，又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高足，你把严著《治史经验谈》列入《岫庐文库》这种小开本口袋书出版，是不是委屈了严先生。王寿南闻言顿感愕然，于是连忙去向老师致歉。不料严耕望听后却说：“是我自己要求纳进《岫庐文库》的，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岫庐文库》是小本子的书，书价又便宜，这种书最适合学生，《治史经验谈》是我写给年轻朋友的，当然要他们欢喜的式样。”不仅如此，1984年严耕望又把《治史经验谈》的续编《治史答问》继续交给王寿南，愿意仍列入《岫庐文库》出版。七年后，严耕望把写与老师钱穆师生情谊及为学旨趣的《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书稿再交给王寿南，和先前的《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合在一起出版，这就是前面王寿南提到的《治史三书》一书。关于该书，严耕望坦陈道，“近五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

　　严耕望谦称自己“小成之经验”只是“爝火之光”，希望给有志于治史的青年一点鼓励，且不惜违背“一向做人的原则”。原来钱穆眼中潜心向学、“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严耕望，一直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在抗战中进入史语所后，严耕望为保证能有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曾立下“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严耕望和其师钱穆有一个共识，即后者认为一个学者能否做出一流成绩，“只关乎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关键是后天努力。所以在严耕望看来，自己不如此做就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静的学术人”。

　　然而从《治史三书》广受读者欢迎，可见这本大家小书绝非一般的“爝火之光”。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序》中曾表白：“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如谓有‘我’，不过强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怀而已……”这分明是一个毕生献身于中华文化的史学大家，读史阅世的经验之谈和颖悟之思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