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风格迥异的左邻右舍

　　直至1949年，尽管上海工人的队伍有如滚雪球一般日长夜大，偏偏却没有隶属于他们的一间住宅。史料记载，沿着大运河长江一线颠簸来到上海做工的人，大多依岸而居，有住在船上的，有上岸自己搭建了简易棚屋的，是为滚地笼，棚户屋。杨树浦的工人们则通过工人运动争取到了一些专供他们居住的工人宿舍，但此仅为凤毛麟角。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认识到了，工人新村的出现，从当年，时至新世纪的今日，甚至无穷远的将来，都已经恒久地走进了上海历史的回音壁，在上海建筑文化史上添增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崭新一页！

　　现在想来，我忽然很钦佩父亲他们这种很工人很劳动大众的搬家了。毕竟，从常德路到马玉山路（今双阳路）的距离不是一眼眼远，够你大喘气一阵子的，等于是一步又一步地赤脚量地皮。问问如今的青年人，谁还愿意如此徒步走一遭？是呵，在有私家车出租车最不济也有助动车的今日，一切均变得匪夷所思。但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我们的父辈，就是如此很愚公移山很自力更生地搬家的。至于他们在这么漫长的路途中有没有歇过脚，喘过气，譬如上上厕所，抽一支老刀牌香烟（不不，当年已经与时俱进地改为了“劳动牌”），肚子饿了在街边摊头上来一碗阳春面？可惜，搜遍记忆无印象，只能很遗憾地随它去吧。

　　大约是下午，很接近傍晚的时分，我们来到了控江新村。不是那种居家在二楼、灶间卫生间在楼下的两层楼“两万户”，而是二楼三楼均铺有木质地板有着尖尖屋顶的三层楼工房，每一楼面四户人家，1室2室3室均为一室户，4室为内套的两室户，走廊里两个卫生间、一个浴室供公用，一个大灶间足可满足四户人家倚墙而立的煤球炉（后来则为煤气灶），外面还有一个七八平方米含一大水斗的公共阳台。据说这种房型的设计在当年属于匠心独运——既可解决工人住房的困难，又能让你们时时感受灶间卫生间浴室阳台四家合用的“集体生活”。可谓面面俱到，足以体现政府的关怀。当然，也就此埋下了后来“邻里纠纷”的隐患，这是始料不及的。顺便说说我所居住的这个门号里陆续搬来的邻居，楼上楼下有南京人、无锡人、淮安人、盐城人、泰州人、金坛人、宁波人、绍兴人等等苏浙籍贯人士，当然前提都是厂里的工人，少数为科室干部。恰恰印证了上海人当中最多的是江北人、宁波人那句老话。另有一大好处，便是房钱出奇的便宜，我家是一居室，大约是13.9使用面积（当年好像鲜有建筑面积的提法，若按今天的建筑面积估算，则为28平方米以上了），依稀记得房钱为每月几毛钱，这个价钱基本维持到1977年我们搬离了工人新村，好像自始至终没有遭遇今日跳价这一说。

　　后来，我看到了风格迥异的左邻右舍们搬入控江新村的乔迁壮举：或如父亲一般的拉着劳动榻车，或直接步行过来的肩扛手提的大人小孩（估计原住地大概离此不远），或是动用一路飘洒车铃一路飞驰而至的黄鱼车——这当然属于有条件的人家。

　　说来好笑，就在大人们一惊一咋如同看西洋镜一般楼上楼下参观的当口，我已经不甘寂寞地奔出屋子到外面一个人白相去了——真的是“一个人穷白相”，尽管房屋林立，住户居民却甚少，大多人家还没来得及搬过来，于是孩童更少。至今犹然记得，房子外面遍地都是长得和我个头差不多高的野草，加上每一幢房屋之间的幢距又宽，哪像石库门弄堂房子，马桶挨马桶煤球炉挤煤球炉七十二家房客似的，要多闹猛就有多闹猛。幸亏那时还没到进学堂的年龄段，无缘拜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经典名句，只知道闷头瞎皮，从这一堆草丛流窜到另一堆草丛，从另一草丛又向那一边草丛作鼠窜。奔跑得正开心，乍一抬头，哎呀呀，怎么啦？西边的太阳怎么下山了？天色早已灰暗了下来。这才想到了回家。可是，满目尽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又一幢三层楼尖顶房子，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家家户户的电灯还没开，一片黑苍苍。家在哪里？父母奶奶又在哪里？唯见暮色飘浮，草影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