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管道煤气

　　这时父亲已经从国棉十七厂调到了位于营口路佳木斯路的纺建公司下属单位（也就是现在的黄兴公园这一片土地）当电焊工。记忆中我们这些职工家属夹杂在刚放班洗了澡甩着头发未干的青年女工中间，望着前方锁在一只木板盒中的电视机，等待着电视播放的神圣一刻。好不容易等到手持一串大钥匙的工会主席穿着木拖板来了！犹能回想得起来的，便是电视机中播放的喜剧片《满意不满意》、前苏联经典芭蕾《天鹅湖》等等。比较难以忘怀的就是“摔跤晚会”了，父亲厂子里好像有一位业余级别的摔跤运动员，个子又高又大，有一回请来了一帮运动员级别的摔跤手进行友谊较量。在摔跤运动尚不普及的当年，可算得别开生面，令人大开眼界了。在那个晚会上，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自由式摔跤”“古典式摔跤”和“国际式摔跤”。记得后来我还将它煞有介事地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作文。

　　应该说那个时代的工人新村在政府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属于至高无上的吧，家家户户安装管道煤气算是上海滩比较早的，大约在1957、1958年左右，一下子就让翻身做主人的工人阶级甩掉了既落后又龌龊的煤球炉，再也用不着和煤球煤饼煤粉火钳火柴芭蕉扇以及引火的木柴纸屑加上浓烟黑灰打交道了。在上世纪50年代，管道煤气完全是一种奢侈品。印象中，唯有上只角的上流人家才具有资格享受这般待遇。尤为让人羡慕的是什么呢？赠送一家一户一只煤气木架，一家一户一只煤气灶，连煤气表都是单独的，一户一表全独用。抄表员每月一次抄好各户人家使用的煤气量，当场开好费用单放在煤气灶上，由用户拿着去营业所缴费，价格是7分钱一个字。据悉，彼时的上海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使用煤气的城市。

　　不过，火表水表就没这么幸运了，不是独用，是合用。工人新村的一个门牌号里三层楼12户人家，合用一只大火表一只大水表，一个月由一户人家轮挨着抄水表电表，而后挨家挨户收取水费电费再去交费。这样轮流下来，12户人家基本上一年轮到一次，后来加层到五楼，一共20家，每户人家差不多一年八个月才轮到一次。

　　因为大水表是合用的，就不能不殃及我母亲所做的活计了。那时，她还没有被“解放妇女劳动生产力”的阳光普照参加工作去到任何一家单位——哪怕是里弄加工组，只能靠给厂里工人洗工作服挣点银子补贴一家的生活开销。这样一来，生怕楼上楼下的邻居有意见，无法在共用的灶披间里自来水龙头下洗，母亲便天天拎着两只铅桶去杨家浜的河边洗工作服（我进厂以后才知道洗工作服这一行当是厂里照顾困难职工的）。那时，她经常带着还没来得及上幼儿园的我弟弟去河边。结果有一回，经过杨家浜废品回收站时，突遭停在门口运送废品的三轮车轮胎爆炸，据说蹦出来的钢圈钢珠就从我弟弟的脑袋旁呼啸飞过，差点要了命！好在不太久之后，父母便将我弟弟送入国棉十七厂幼儿园去了，胸前围上了一块白围单，围单上沿别着一方小小的绣花手帕，让从未进过幼儿园的我这个当哥哥的羡煞慕煞。

　　在我填报初中志愿的时候，社会上正掀起了“到边疆去到新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对象大多是无工作无学业的社会青年。我记得在我熟悉的周边，全都是小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就告别家乡告别爹娘去了，一个姓秦的女同学报名走了，还有一位邻居也去了新疆（后来成了塔城地区的检察官），他们或许是不想再在教室里捧着枯燥无味的书本继续读下去了，或许是想去更广阔的天地中闯荡一番人生的。记得后来有一部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还改编成了电影《生命的火花》，依稀就写了这类故事。

　　而我在这时和绝大多数的同学一样填报起了中学志愿。那个年代工人子弟的家长们完全没有如今新世纪家长的超前意识，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报考重点重点仍旧重点”之类的概念统统不存在，甚至连个像模像样的参考建议都没有！只是同学之间在口口相传：控江中学上海中学相当不错，但是对考分的要求相当严格相当高，一般成绩的人根本想都不要想，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