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式。从最初发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从启动到推动，从非遗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这些思考的传布。我的传布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我原有的作家的笔，我不停地写下各种文化批评与文化思辨；一种则是站在讲台上演讲。演讲本来不是纯作家最喜欢的方式，作家喜欢躲在“台后”，用笔发言。手中的笔总比嘴巴深刻。因为文字是经过推敲的，语言难免缺乏缜密与严谨。但演讲可以现身说法、声情并茂、直接表达与现场交流，它更适合我要做的事情。

　　我说过我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讲何止一二百场。面对的人既有学界，也有社会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抢救更需要唤起民众。为此，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

　　在这近二十年的演讲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1-2006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2007-2011是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2012-2016是“非遗后”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这些工作不但没有结束，问题与挑战仍在不断摆到眼前。因此说，思想与行动不会终止。

　　在一个经济强势的社会中，在社会转型时代，文化遗产必然身处弱势。为弱势而工作一靠思想的力量，一靠奋力而为。演讲是让知识界先觉的思考转变为社会共识必不可少的方式。应该说，这种方式发生了效力，我们的话没有白说。就像在空谷里呼喊，渐渐听到来自社会的回声。惟此，我特别珍视这近二十年来的演讲。幸有好友李辉先生知我助我，并得到一向有文化眼光的大象出版社的支持，使这近二十年说出的思想，有了文本的存录。是为幸，是为谢，是以为序。

　　《冯骥才演讲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