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会想起与孙医生的一段往事。医患如亲友，不应该只是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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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支援西藏文教建设回沪，领导上就给我“压担子”，作为党员，我放弃休假，马不停蹄地去履行新的使命，心力和体力都处在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原先在西藏农牧区搞调查时初犯的胃大出血的毛病，一直没有得到好好治疗，又重发了几次。我的对策是能拖则拖、能扛就扛。后来调到曹杨二中任教导主任，还兼文科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师，工作更实、头绪更杂、压力更大。有一次走在马路边，只觉天旋地转，四周屋子和树木都掉了个个儿倒着转。一阵眩晕中，仿佛看到马克思正在向我招手。眼看身子就要倒下，我对自己说：“我还只是人到中年，于公于私距离‘船到码头车到站’还远着哩，绝不能趴下！”连忙下意识地搂住一根电线杆，直到眩晕感消失，才硬撑着小心翼翼挪动脚步向学校走去。
我深深感觉到，这“百孔千疮，破烂不堪”的胃，将是我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还是得从根子上治一治。
34年前的一个春天，我来到了学校附近的普陀区中心医院。一检查，护士与医生当机立断把我“扣留”，直接送进了病房。
病房比较大，中间留个走道，两边各摆4张病床，7张床位早已“名花有主”，我是最后一个入住者。七位病友一一和我打招呼，我默默地点头敷衍，实际上是泄了气的皮球，一点也提不起精神。他们非但不计较，还天南海北地讲起了好笑的段子，令我感到病房里，并非只有痛苦的呻吟声，也有谈笑风生的时候。
内科医生给我吃止血药、打止血针、吊液，似乎能采取的措施都用上了，可是却迟迟不见效。我心里焦急，想到学校的工作啦，家中的老小和体弱的妻子啦，会不会发生“癌变”啦……种种杂七杂八的念头纷至沓来，夜里也睡不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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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乱如麻之时，在我病床边出现了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医生。他中等身材，胖瘦适中，肌肉发达，敦敦实实，圆端端的面孔上挂着微笑，给人以热诚亲切、踏实和善之感。他自我介绍道：“我叫孙浩明，是外科医生。今天到内科病房来串门，我们先认识一下。你感觉怎么样？”我直言道：“我住进来快一个月了，怎么才能使疗程快点？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他慢条斯理而又不乏幽默地说：“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欠胃的血债太多，时间也拖得太久，这债一下也还不起，得慢慢地还。‘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既来之，即安之。不用急，急对治疗也无用，急对身心健康反而有害。”听他说得在理，我绷紧的心弦有所松弛。我想他是在有意识对我进行“话疗”吧？我愿意洗耳恭听。他停了停又滔滔不绝地说：“为了你心里踏实些，我把我的医疗方案开诚布公告诉你：大约再有一星期，你胃出血可以止住，再巩固一星期，可以做胃镜并切片化验。根据检查化验结果，再确定如何做胃切除手术。”我用恳求的口吻说：“能不开刀最好，开刀总会大伤原气，人活的不就是那口气嘛！小时和玩伴踢足球，时间一长球裂了个口子，没钱没买新的，就在裂口处用鞋底线严严实实缝了几针，气打进去照样可以踢，可没多长时间就漏气了，瘪下去成了废物……”我话还未说完，孙医生就哈哈大笑说：“人和球不一样，球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体器官包括肌肉与皮肤，都具有再生能力。再说医生不会把人体手术当儿戏。你尽管放心，这是常规手术，这种手术我已成功做了近千例了。”
他不仅细心开导我，也耐心听我陈述，话很投机，很快拉近了心理距离。我从中听出了他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听出了他建立在医术与经验上的满满自信。医生信任病人，病人也当信任医生，我放下思想包袱，脱口而出：“行，一切照您说的办！我把自己的命全交给您了。”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信任，我会负责到底的。”
他扫视了一下其他病友，有的是糖尿病，有的是高血压，一一算是用眼神告别，在由他做过胃切除手术的5床病人面前停留了好长时间，不仅问长问短，还验看他刀疤愈合情况，拍拍他的肩说：“再调养三天就好出院了。”说完，一转身就飘然而去。5床对我说：“你我遇上了孙医生，这是我们的福气。”我听了直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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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医生走了以后，病友们就七嘴八舌议论开来：“谢老师啊，你好大的面子，孙主任亲自来看你，还跟你推心置腹详详细细讲了这样一番话，其他病人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呀。”5床插话说：“孙医生对我不也很好嘛！只是我这大老粗，对话达不到谢老师这水平。”
其他病人又说：“他可是个有名的大忙人，不光在本院做手术，还隔三差五应邀去别的医院做手术和讲课哩！”有人开玩笑说：“你大概大有来头吧？”我摇摇手表示没有。“那么，你是塞了红包？”我第一次听到“红包”这个词，问：“什么意思？”“把钱塞在红纸袋里，偷偷塞给医生，意思意思。你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明人不做暗事，我是个穷教师，上有老下有小，连平常生活开销都捉襟见肘。别说没钱，就是有钱，我也不会塞红包。我行贿、医生受贿，走的都是歪门斜道。我相信孙医生决不是见钱眼开之人，塞给他红包反倒玷污了他的人格。”
我们谈兴正浓时，斜对面已年过半百的老诸正在吃白煮蛋，顾不上插话。他患有糖尿病，是位小学校长，几进几出成了病房里的“常客”，可能掌握的信息比较多。他吃完，揩了揩嘴唇，清了清喉咙说：“听说孙医生还留过苏，但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还在农场改造过。后来当然是‘平反’了，不过‘摘帽右派’，不也还是右派嘛……”因为出乎意料，其他病友都面面相觑，一时沉默不语。我不明白他阴阳怪气讲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居心何在？我知道那时极“左”思潮还在一些人头脑里赖着不走。我打定主意，选择信赖医生，坚定不移地排除一切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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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医生总是提前介入，将工作做在前面。他个别向我作了具体交待：胃镜管较粗，里面有一串小灯泡，从口腔插入通过喉管直抵胃部，不痛，却会梗得你的喉咙很难受，恶心想呕吐而又吐不出，但你一定要屏住。除了拍片外，还要叼一小块做切片化验。由于我早做好了思想准备，做胃镜一帆风顺。五天后切片化验报告出来，孙医生又对我以祝贺的口吻说：“不是恶性，而是良性，这下你我都可以彻底放心了。”
按预定的时间，我被护工和护士推进了手术室。我躺在手术台上，先是护士用酒精棉花在我上腹消毒，后又给打麻醉针。等待麻醉起作用的时段里，我因只穿着单薄的病号服，感到冷，请求护士给我盖上毯子，护士没允许，时间一长，竟然冷得全身颤抖起来。孙医生已做好一切术前准备，走到我身旁，轻声细语地问：“感觉怎么样，紧张吗？”我说：“早有心理准备，不紧张，但冷得全身抖动，我无法自控，这会影响您手术质量的吧？”孙医生宽慰我说：“你别操心，我们有办法让你平定下来。”大约是打了一针镇静剂，果然全身停止了抖动。无影灯开了，我胸前虽然挂了道蓝色布帘，但无影灯上方的天花板就像面镜子，虽不十分清晰，但对医生和护士的动作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但我对医生高度信任，一切紧张情绪也烟消云散。在淡定中，我只听到“吱吱”两声，切割手术就迅即完成。孙医生手拿搪瓷托盘对我说：“你胃窦、胃小弯溃疡面积很大，该切除的占胃的五分之四，现在都切除了。放心，胃的再生能力很强，以后会恢复如初的。”
孙医生的手术做得干净利落，切掉那么大的两块胃，刀口却异乎寻常的小，总共才缝了四针。留院观察期，他再忙也会挤出时间来问长问短，关怀备至。出院小结上的医嘱，写得详详细细，“滴水不漏”。术后我恢复得很快很好，食欲大增，但也不敢乱吃，从流汁、半流汁，到烂饭、干饭，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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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前，我特地选了个休息日，到他家去看望他。他家就在我们学校后面的曹杨三村，和我过去的一个学生是邻居。我上门他正好在家，他礼貌周全地将我迎进门，让座、泡茶，然后坐定，问我恢复情况。我说，又快又好，浑身有劲，上班后准备大干一番，由衷地感谢您！
我们就人生的沧桑互诉衷肠，谈得个不亦乐乎，没有任何负面情绪，相互提供给对方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临别时我从购物袋里取出两盒杏花楼月饼搁在茶几上说：“不成敬意，聊表寸心。”他认真地说：“我们从医患关系自然而然发展到朋友关系，靠的是真心真情，一有物质的东西掺和进来，纯洁的友情就被污染了。你说呢？”我进退两难地说：“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也不是物化之人，这点心意您收下，下不为例就是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不行！不能开这个口子。有一必有二，演变到后来就变成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说着就将两盒月饼揣进我购物袋里。我颇感尴尬，问，今后我们交往的分寸？他笑着说：“按古人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办。今后我有空上门看你，或你有空上门来看我，都是清茶一杯，精神交流可以丰富多彩。”
后来我调离曹杨二中，到长宁公安分局从事干警教育工作。离开前我去看他，敲了半天无人应门，问过去的学生，回答说：“孙医生搬家了。因为离医院太近，病人或病人家属找上门来送钱送物，他是一推六二五，但却颇废时间和口舌，带来不少麻烦。为了干干净净做人，干脆远离，新住址一概保密，连对我这跟他没任何利害关系的老邻居也不例外。”
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我穿便服去医院找过他，也见不到他人影。我和他都年届耄耋，他还比我大两岁，不过我相信他还在工作。得过我国科技大奖的肝胆专家吴孟超，九十多岁了还在给肝癌患者开刀呢！孙医生比吴孟超要年轻得多，凭着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想必还在为“救死扶伤”建功立业。我真的好想他，尤其是医患关系“箭拔弩张”仍有所闻的当下，加倍怀念当年那样和谐融洽的真挚情谊，也加倍渴望和他见面畅叙一番！
只是孙医生，您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