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东路1472弄7号，原先是一幢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老式石库门住宅。这栋不起眼的小楼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成为了团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任弼时就住在这栋楼简陋的亭子间里。

　　虽然这个地址已经不复存在，但从这栋小楼发出的声音却传遍了上海，传到了每个进步青年的心中。

　　革命路途从上海启程

　　很多人不知道，任弼时读小学时的学名叫任培国。小学毕业后，任培国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小部。湖南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等活动。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任培国当时很喜欢听毛泽东的讲演。

　　一天，任培国和同学肖劲光来到岳麓山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只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二人找到毛泽东，把想要出国勤工俭学的想法说了，毛泽东笑着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你们愿意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一起去。”任、肖二人听后，十分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立即写信和上海联系。1920年8月，任培国与肖劲光乘江轮东下到上海。在上海做赴俄准备之时，任培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任培国与肖劲光等青年一起，搭乘一艘日本客轮，从上海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旅途。

　　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

　　1924年秋，任弼时回到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担任团的苏、浙、皖区区委委员。1925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党中央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团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张太雷、恽代英等同志一起领导青年团中央的工作。

　　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开始，任弼时就表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他积极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工作，曾用弼时、辟世等笔名，在《中国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向青年介绍马列主义，大力推进青年团组织建设与发展。任弼时还很重视教育培训基层干部的工作。他以“平民学校”为掩护，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多个训练班，经过半年培训，这些训练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了党和团的骨干。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资本家无理开枪打死青年工人顾正红事件，党中央于5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在上海发动反帝示威运动。负责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马上召开团中央会议，迅速发动上海各界青年积极参加这场斗争。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南京路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示威游行。任弼时和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也都参加了示威游行。

　　1929年11月，在任江苏省委常委的任弼时不幸被捕，被关进了监狱。敌人的严刑拷打没能让任弼时吐出半个字。到12月底，任弼时才在党的积极营救下出狱。

　　“娃娃亲”升华真感情

　　1926年4月初，一场简朴的婚礼在上海举行。婚礼双方是任弼时和他指腹为婚的陈琮英。这个并不为人所知的女子比任弼时大两岁，他们俩定的是“娃娃亲”。谁都没有想到，任弼时与年长他两岁的陈琮英，却建立起真正的感情。

　　12岁时，陈琮英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二人以“姐弟”相称。陈琮英是一个格外节俭的人，把辛苦打工所得的工钱几乎全部交给了任弼时，供他读书开销。两人能够从“娃娃亲”升华为真正夫妻情，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任弼时前往上海准备赴俄学习之前，嘱咐“姐姐”陈琮英，有机会要学习文化。在任弼时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成为中共党员的四年时间里，陈琮英半工半读，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1924年，回国后忙于工作的任弼时收到了组织精心安排的“惊喜”——阔别六年的陈琮英被接来了上海，两人随即完成婚礼，也从“娃娃亲”结为正式夫妻。

　　在之后的日子里，两人经历过被捕、也忍受过孩子夭折的悲痛。在任弼时的影响下，陈琮英也戴上了红军帽，这对革命伉俪开始共同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