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阿来的新作《机村史诗》（六部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以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藏族乡村地区为背景，着力描写了这片高原上乡村里的人物与事件，以小见大地呈现了普通乡人的生活、情感和历史，拼合出一幅立体的藏族乡村图景，充满着现实主义的精神。

　　机村的“机”，在藏语里的意思是“根”，诚如阿来所说，乡村就是他的根，乡村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根。在为《机村史诗》最新出版而特别撰写的后记里，阿来写道：自己审视过去时，终于看清了乡村转型发展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和痛楚的意义，一幅乡村重构的蓝图隐隐浮现于胸中：“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年近60的阿来说，写作过程中，语言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他最重视的问题。阿来有着藏族的背景，他从小学开始学习普通话，用汉语写作，他观察汉语的演变，从先秦语言到白话文，“发现了汉语的丰富，它的补充其实就是不断把异质文化纳入到这个语言系统中来表达的一个过程，最终，它变成了这么丰富、这么伟大的一种语言。”阿来说，有些人从小讲普通话，说得很顺，写出来的小说就像带着相声调，特别没意思。有些人的话很顺，顺到像顺口溜，也没有意思，“我觉得许多南方作家对语言的感觉能力更好些。语言，尤其文学语言，不需要特别规范，特别中规中矩，它带来一些意志和经验的表达，才有意义。”

　　《机村史诗》由六部曲组成，每部又分别由一部小长篇、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组成。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形式，阿来说，是因为故事的需要，而不是刻意追求结构的突破。从他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当代乡村已不再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很多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像《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传统乡村题材小说，有一个大事件贯穿始终。乡村的经验和历史，都已在城市化进程的辐射作用下变得零碎、断裂了。此外，阿来认为，当代乡村里的人物也再不是始终处于舞台中心的一个或几个了，他所写的都是散落在各处的小人物，且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中各自扮演主角。“中国的乡村未来肯定要变化。”在阿来看来，知识分子也可以为乡村贡献真正的力量。本报记者 徐翌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