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收编战误伤友军，添虎翼战友加盟

　　1939年除夕，即1940年2月7日，崇工委书记陈国权亲率10余个干训班骨干，挑了三四担酒菜，到“边抗四大队”宴请班排以上骨干，趁机进入“边抗四大队”的营地充当内应。与此同时，“崇总”蒋克定率干训班和特务中队50余人悄悄埋伏，打算伺机里应外合把“边抗四大队”缴械。然而，“边抗四大队”负责人杨文铨非常警惕，很快发现陈国权来者不善，命令部队警戒，双方部队陷入僵持。

　　大年初一早上，“边抗四大队”负责人杨文铨和吴侠赶到“崇总”向韩念龙、茅珵“请教说法”。茅珵明言告知要武力缴械，杨文铨当场反对，与茅珵争执起来。杨文铨和吴侠被软禁。初二拂晓，“崇总”终于采取行动。在缴械过程中，“边抗四大队”的警卫班和三分队掩护一、二分队往外冲。“崇总”部队开枪，“边抗四大队”政训官刘树梅呼喊“不要开枪，是自己人！”但不幸中弹重伤，后因医治无效牺牲。

　　“边抗四大队”二中队第三分队和警卫班被缴械，计有4挺机枪，40余支步枪，2支短枪。一、二分队撤往草棚港，但没找到船只出港。被软禁的杨文铨和吴侠乘隙逃出，与“边抗四大队”实际领导人林钧相遇。林钧是共产党员，他命令杨文铨和吴侠返回“崇总”。

　　这是一场不得不写的战事，也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战事。“崇总”是秘密接受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而“边抗四大队”则是秘密接受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两支部队都使用国民党政府颁发的番号，相互间没有组织关系。按当时的保密原则，“崇总”和“边抗四大队”都认为对方是杂牌部队，都想收编对方。尤其当“边抗四大队”所隶属的“长江边区民众抗日自卫总队”被改名为“忠义救国军”后，“崇总”认为“边抗四大队”政治面目不清，决定对其进行缴枪。

　　战斗结束后，“崇总”发现收编的“边抗四大队”人员中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这才知道“边抗四大队”也是一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误伤事件”。

　　韩念龙要求杨文铨把外逃的分队追回来。杨文铨答应后追到草棚港，把一部分人动员回来。“崇总”把缴获的武器和一个分队的人员编进特务中队，组成第三分队，杨文铨任特务中队副中队长，陈健任特务中队第三分队长。“边抗四大队”的历史由此画上句号。

　　“崇总”收编“边抗四大队”后，不仅增加了一个30多人的直属特务中队第三分队，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这时又有启东抗日骁将沈坚如带领七八个有志青年，七八条长枪，1支短枪和1挺机枪，来投“崇总”。茅珵大喜，全部编进特务中队。

　　沈坚如是瞿犊的老战友，也是茅珵的好朋友。1938年春，启东沦陷后，他与同学曹持衡组建抗日队伍，不久编入启东县民众自卫总队第四大队。1939年1月与瞿犊创建的通挥三大队（即独立大队）里应外合，打垮了匪军陆兆林部。然而，沈坚如的部队不久就被国民党顽固派孙信符部强行收编。后他率部逃出孙部，编为启东常备二大队，不料又被孙信符部收编。1939年4月，他率部再次脱离孙信符部，重入启东常备二大队，却被国民党顽固派李长江部队收编。后又遭国民党丁聚堂部缴械，部队被解散。他动员了一批青年来崇明投“崇总”，决心继续抗日。

　　“崇总”特务中队组建时只有几个警卫员和几支旧枪，经过6个月的发展，迅速扩展到100余人，枪支弹药也相对充足。1940年2月，“崇总”调整直属特务中队的编制，任命蒋克定为中队长，中队副杨文铨，指导员包平。下属三个分队：一分队长顾富根，分队副龚淡，指导员容普；二分队长龚兆麟，分队副吴文斗，指导员嵇胜；三分队长先是陈健，后为王英，分队副王洪强，指导员舒相。

　　特务中队由“崇总”直属领导，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政治素养和单兵技战术素养都很出色，堪称兵强马壮，成为“崇总”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和各大队的战斗榜样。

　　3月上旬，二区的汉奸、敌探活动猖獗。在茅珵的命令下，刘俊率短枪队挺进二区，两三天就把排衙镇和庙镇的两个汉奸镇压，群众拍手称快，汉奸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