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丽萍

　　生命的尊严，在于有尊严地活，也在于有尊严地死。

　　一边是人口深度老龄化，一边是医疗技术手段不断发展，重症高龄患者常常会遇到一种尴尬：技术日益完善，目标日益混乱。无望的救治，究竟是为了让老人痛苦地活下去，还是让老人在弥留之际依然可以保持生命的尊严？

　　一种共识是：终止无意义的医疗行为，才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有意义的医疗行为之中，才是对生命尊严的真正维护和尊重。

　　近年来，健康中国日益深入人心，从全国人大到地方人大，如何提高生命质量，让“生前预嘱”保障“尊严死”一次次成为人大代表们的热点关注。清明前夕，记者就此展开采访。

　　生命质量 从优生优育到“优逝”

　　倡导生前预嘱，是为给社会和个人提供一种自主愿望下缓解临终痛苦的可能选择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张兆安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代表建议——“倡导生前预嘱，提高生命质量”。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生命质量日益重视，在临终时保持应有尊严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张兆安说，美好生活不仅在于物质的富饶，更在于民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逝有所安”，创造更高品质的生命质量；我国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倡优生优育，如今面临老龄化后的“优逝”问题，我们的人口政策不能只提优生优育，还要提到“优逝”，才能全过程保障生命质量。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复旦大学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将超4亿。与之相伴的是高龄患者数量也在急剧膨胀，处于生命末期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对于已进入生命末期阶段的临终患者来说，如何治疗、如何面对自然规律，是一个严峻的医疗和社会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个有效的化解方案是：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明确表达出自己在生命末期的医疗意愿和身后安排，以便帮助自己、亲人和医护摆脱“两难困境”。倡导生前预嘱，是为给社会和个人提供一种自主愿望下缓解临终痛苦的可能选择。这既是个体的人身权利和精神需求，更可减少社会医疗资源无度浪费，减轻患者及家人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

　　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分别出台了《关于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管理规范及安宁疗护实践指南的解读》《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试行）》《安宁疗护中心管理规范（试行）》《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等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安宁疗护专业有了国家标准规范，更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已经意识到临终尊严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已有社会组织和一大批医学界、学术界专家和民间志愿者以公益方式投身生前预嘱的推广。在医疗改革和民生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推广倡导生前预嘱的时机已经到来。”张兆安说。

　　过度治疗 浪费资源诱发纠纷

　　让每个人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有意义的医疗行为之中，才是对生命尊严的真正维护和尊重

　　当所有的治疗措施已然穷尽，回天乏力，面对丧失意识的病人，是勉强维持生命，还是尊重自然规律？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傅舒昆，是一位麻醉科医生，行医近30年，救治无数，面对生死，她对生命的尊严，有着更深切的体验。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常常遇见，穷尽“洪荒之力”的抢救，带来的，不是生机，而是一系列痛苦。

　　她看见，患者临终前毫无尊严，只能“任人摆布”，身上插满了连线和管子，患者神志不清，家属痛苦不堪；这种痛苦，何其无奈，究竟是放弃，还是继续徒劳抢救？

　　家属很纠结，就这么让病人“过去”，感情上“过不去”；如果不让病人“过去”，维持生命却是需要代价的，尤其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候，医疗资源的支出代价更高。在感情和理智的权衡中，感情还是占了上风，家属要求医院为病人插管。

　　插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病人依然没有意识，仅仅是在借助医疗器械呼吸。家属日益感觉负担沉重，甚至无力支付，“感情的需要”终于让位于现实的经济压力，家属向医生提出拔管要求。这时候，管子能拔吗？现有的医疗操作规范，不允许医生“说拔就拔”。医生很纠结，拔了，违反规范；不拔，病人家属付不起医疗费用。更让医生纠结的是，勉强的“过度治疗”不仅浪费医疗资源，更是对生命尊严的不尊重，也是造成医患纠纷的一大诱因。

　　徒劳抢救，令社会和家庭都负担沉重；尤其是面对深度老龄化，越来越多的徒劳抢救，更给医保资金和医疗资源带来极大浪费。

　　所有这些，让傅舒昆确认——终止无意义的医疗行为，才是文明社会进步的体现；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让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有意义的医疗行为之中，才是对生命尊严的真正维护和尊重。

　　顶层设计 保障需要制度支撑

　　一个社会是否能为公民提供“生命自主权”，也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应有配套福利制度作为保障

　　“生前预嘱，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曾经历过巨大争议与反复修正，最终在欧美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案及使用文本。“张兆安说，在我国推广倡导生前预嘱，要有制度支撑，应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导，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特色和法律现状，研究诠释适合中国文化生态的“生前预嘱”概念，并推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生前预嘱范本。

　　普及生前预嘱，法律支持必不可少。生前预嘱的定义、内容、实施条件、法理依据和权利义务等要素作出严格规范，有了法律规范，公众有法可依，确保生前预嘱得以实现。“目前，在生前预嘱尚未立法之时，可由国家卫健委调研拟定政策规范，确保生前预嘱具备必要的法律效力，帮助预嘱签署者和家人、医护人员减少后顾之忧及法律风险。”张兆安说。

　　同时，生前预嘱，还需要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生前预嘱，不仅是个体人身权利的主张，在医疗需求扩大、医疗资源紧张的当下，它对社会和家庭都有着正向意义。而且，一个社会是否能为公民提供“生命自主权”，也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一把标尺，应有配套福利制度作为保障。因此，将生前预嘱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在医疗、殡葬环节享有一定的优待措施，如“安宁疗护”优先以及殡葬基本服务补贴等，使签署者和家庭得到切实的帮助——这，也是“生前预嘱”推动者们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