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青年人一定不知道向阳院为何物了。

　　向阳院是以弄堂为单位成立的，由里弄干部把放学后没事干的孩子组织起来做回家作业、参加公益劳动和文体活动。

　　那时，老百姓居住条件简陋、狭小家里无法容纳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聚在一起。可弄堂里的空地不少，大家就搬出台子、凳子，三五个孩子“一撮堆”办起了“小小班”。一条长长的弄堂竟有七八个“小小班”。我曾经把我家对面的煤球店排门板借来当成条桌，二十多个孩子一起做作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很多人第一次看电视，多半就是在向阳院的。那时的家庭买不起也买不到电视，我们的向阳院分配到一台“凯歌”牌黑白电视机，放到了我家后门别针组里。里弄干部专门为它制作了一个木箱架子，有专人上锁保管。到了晚饭后，弄堂里的孩子早早拿着自家小板凳去别针组里抢位子。我家对门的丁家老大为了坐得靠前些，天天端着饭碗坐在门口等开门。电视机还只是播出“上海电视台”的黑白格子和音乐时，底下已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了，还不时有家长端着绿豆汤和捧着西瓜送给自家的孩子吃。有人搬了只高方凳挤在一片矮凳子里看电视，挡住了后面人的视线。于是，有人趁着黑暗刮他“头塌子”。

　　向阳院还会开展学雷锋“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小戆大”舟舟没有人玩，老是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傻傻的。看到舟舟的孤独，我喊了几个小孩一起与他“白相”。舟舟只会“老鹰捉小鸡”，他的憨态引来弄堂里的人笑声阵阵。舟舟从小与我一块儿长大，去年听姐姐说，他在弄堂里走失了，几年过去了也未曾回来，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间。

　　有段时间里弄干部号召我们除四害、拍苍蝇。我们一帮小伙伴去里弄卫生站借来了竹制的苍蝇拍，把家里火柴盒中的火柴梗全部倒掉，带着到弄堂的阴沟洞上、淘米桶边去拍苍蝇，什么地方脏什么地方就有我们的影子。不多时，火柴盒就装得满满的。卫生站阿姨见我们送上死苍蝇，便按盒数，一盒奖励一根玻璃丝。那时，弄堂里不少小姑娘会用玻璃丝巧手编制成精巧的钥匙圈挂件，我用十根与她们换一只金鱼钥匙圈，她们非常乐意，我也拍有所值。

　　我们弄堂的“向阳院”三个大字，是我按照报纸上的大字摹写的，并用蜡纸剪出来贴在弄堂液压件厂的围墙上。我在学校是宣传委员，校园内一排七块黑板报是我负责出版的，所以里弄干部要我负责出一期向阳院暑期的“学习园地”。内容不难，难的是用纸、颜料等费用无从着落。里弄干部便倡议弄堂内每个中学生出两分钱，自筹经费办“学习园地”，很快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一下子募得了一元多钱。我去曹家渡战斗文具店买来了几种颜色的纸张及颜料、墨汁，叫来了几个小伙伴，让他们写学毛著的计划、做好人好事的体会、写暑期的打算，之后我再全用毛笔抄录在纸上，还叫来班上同学陈岳良帮我画了报头和插图。

　　“学习园地”受到了学校和街道干部的好评，令我兴奋不已。可没过三天，一场大风暴雨，把“学习园地”吹了个精光，看着空空的墙壁，我的心也空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