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种子的“百年大计”

　　钟扬对他的收集和研究不厌其烦。举例为证：钟扬带着他的学生收集西藏光核桃，不是收集一个桃子一个桃核留下一个种子就结束了，而是收集了8000只光核桃，装了好几麻袋；不是在一个地方的十几棵桃树上一下子采集8000只光核桃，而是两个采样之间的距离不小于50公里；不是把8000只西藏光核桃堆放到仓库里就完事了，而是动员全课题组的老师以及路过的学生，都到他钟扬的办公室去啃光核桃。大家足足啃了3天才勉强吃完。

　　吃光了桃肉，剩下的就是桃核了，就是种子了，工作是否结尾？还没有。大家用牙刷把桃核刷干净，刷完后再擦干，擦干后再晾干，这才把8000颗桃核都送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

　　入库之后事情总该告一个段落了吧？还没有。科学家们要看看桃核有没有开裂的，有没有虫蛀的，把所有的外观都做完了，再抽样进行发芽试验，发芽结束后及时登记，最后，优中选优，筛选出5000颗种子，放入种子库。这才算一个西藏光核桃的样，它们要在昆明植物所保存80年到120年，可谓百年大计。

　　一位复旦的学生是这样理解的：应该说钟老师现在做的工作是个铺垫，等收集完了，就是他擅长的数理分析了，未来十年可能硕果累累！

　　钟扬笑了，说：假设在100年后大家发现西藏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由于气候变化已经没有了，但是100年前一个姓钟的人采过，那时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反正终于发现了那个罐子，里面有5000粒，拿出来一种只有500粒能活，最后只有50粒能结种子，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没有回报和最高回报

　　有一位西藏博士说：在西藏高原，种属鉴定很困难，有些植物必须等花期才能鉴别它的种属，即使同一个物种，在不同海拔梯度上的生长周期不同，拉萨的开花了，珠峰的还没开，那么就得分开采，今年没采到再等来年。

　　钟扬点头：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生长越困难。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植物生命力越顽强。我希望我的学生就如这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样，坚持梦想，无畏艰险。我相信，终有一天，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

　　有个学生的质疑很直白：钟老师，您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看起来没有回报的事？

　　钟扬回答：我们做基础性研究的，心里想的应该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收集种子的最终目的除了为科学家自身的研究服务，更长远的价值在于保护濒危物种，为未来买个保险。这不是回报吗？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最高的回报。

　　谁都觉得这事该做，谁都等着别人去做，谁都埋怨别人没做，谁都觉得这事不难做，谁都觉得可能确实不大好做。

　　钟扬和同事很明白这样的现状，于是，他们亲自带队，领着学生不顾一切地行进在寻找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无尽长路上。

　　留着种子，留住世界

　　地球上的植物太多太多了，谁也说不准到底有多少棵植物生长在五大洲四大洋。专家粗粗计算，大约有50万种。植物分类学家用拉丁文把这50万种登记在册，分别标明它们是属于什么门，什么纲，什么目，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

　　目前，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理出300多个大小不等的亲系，当然，植物的科还不止300个。那么，还没有被发现的科怎么办？只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打起背包出去找，哪怕悬崖峭壁，哪怕幽深峡谷，哪怕攀登喜马拉雅山。

　　千辛万苦找到了又怎么办？植物做标本，种子入仓库，种属作登记。全部过程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厚厚实实，没有一点“水分”，不能弯道超车。把根留住，还不是最根本的留住；把种子留住，才是留住了这个世界。

　　钟扬带领他的团队已经在西藏收集到4000万颗种子，收集到4000多个样，还有近千种物种，占西藏物种的五分之一。

　　钟扬是这样规划的：在未来的10年中，他要再完成五分之一，合在一起就能收集到超过西藏植物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的20年，他和他的团队要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集到75%……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钟扬老师已经没有“未来的10年”和“未来的20年”！

　　他是一颗金种子

　　2017年9月24日，他在内蒙古党委举办的第一期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做专题讲座，9月25日凌晨，主办单位为钟扬租了一辆车，通过省道，径直开往宁夏机场。天色是朦朦胧胧的，道路是笔直笔直的，限速70码。可是驾驶员开着开着竟然看不到路边停着一辆抛锚的工程车，以104码的高速撞了上去！车翻了，人亡了，一个小时以后，才有路过的小车发现，报了警……

　　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亦学流着泪问：是什么原因让你在早晨3点一片漆黑的时候，急急匆匆从鄂尔多斯赶往宁夏银川机场，赶去300公里以外的地方上课？你为什么不能把课排到下午，亮亮堂堂地赶路，宽宽松松地讲课，再睡个好觉？为什么啊？钟老师！

　　哦，钟扬的时间实在是太紧太紧了，钟扬的步履实在是太快太快了，钟扬涉及的领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他正在为物理学和环境科学做着大量的调研；

　　他在为多所干部学院专门讲授“干部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

　　他参与SARS病毒和血吸虫基因组的进化研究；

　　他在“2016复旦哲学大会”上专门讲他的哲学思考；

　　他采集到西藏香柏和杜鹃，复旦大学药学院研究发现这种杜鹃有抗癌成分，这项研究很快得到美国药学会的认证。

　　他设想好了：等这种抗癌成分变成抗癌药物，然后在西藏大面积种植香柏和杜鹃，西藏的经济结构将得到翻天覆地的改观，再也不需要扶贫；

　　他牵头实施了研究生招生和投入机制的改革，开展一站式服务；

　　他在上海科普大讲堂为青少年开班公益科普讲座，已经构思了100个小故事，要陆续为小学生录下来；

　　他担任上海科技馆图文的英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中英文图文的撰写，那些图文版达500多块；

　　他已经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商定，要出一套《西藏十年》的书籍，一共10本……

　　他想举办一个“研究生教育东西部对话”，不仅是国内的东西部，还有美国的东西部，还有全球的东方和西方；

　　他特别关注西藏的主要农作物青稞。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不断变坏，青藏高原也不例外，过去的60年，气温已经上升了2摄氏度。他警告说：凡事有个极限，如果那里的气温提高4摄氏度时，西藏的农业将面临崩溃！他计划提前培育一种“抗暖性”的青稞，他提出“生态西藏”和“安全西藏”的新概念……

　　哦，钟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囊括了多少领域？多少学科？多少行业？是的，他是植物学家，他是学问交叉的通才，但他更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有大局观的高屋建瓴的战略科学家！这样的战略科学家我们中国太少太少了啊。

　　钟扬是继蔡希陶之后我国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他是我们上海，我们湖北，我们西藏，乃至全中国的一颗泡不烂，砸不碎，冻不僵的金种子！

　　他用自己这颗生命的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大地。

　　（摘自《上海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