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日聚会

　　新年聚会后没几天，史蒂芬寄来了一张请柬邀请我参加1月8日在他家举办的派对。请柬上的笔迹工整而漂亮。黛安娜也收到了请柬，她告诉我这个派对应该是史蒂芬的21岁生日聚会。她答应到时候和我一块儿去。要给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选礼物让人头疼，最后我决定送史蒂芬一张唱片代金券。

　　史蒂芬家的住宅在圣奥尔本斯镇的希尔赛德街14号，一栋建于19世纪初的三层红砖楼房。凌乱的树篱后面是破旧的正墙，一家四个孩子都在上面留下了童年的印记。紫藤悬挂在老旧的玻璃门廊上，前门上镶嵌的五彩玻璃也大部分脱落。房子里没有任何现代装饰的痕迹，没有如今广为使用的中央供暖，也没有覆盖整个地板的地毯。不过，这栋老宅独特守旧的设计却散发着自然的魅力。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都是节约。我们珍惜每一分钱，买东西都会讲价，杜绝不必要的浪费。

　　我们按了门铃，在长长的等待后，那个以前站在斑马线旁等待儿子放学的女人打开了门。我也是那时才得知史蒂芬母亲的名字——伊莎贝尔·霍金。在她身旁是有着深色卷发和迷人蓝眼睛的可爱小男孩——史蒂芬的弟弟爱德华。

　　渐渐地，霍金家的其他成员陆续来到客厅欢迎客人。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一个拼图游戏，因为我发现自己认识他们家的每一个人，但从未想过他们是一家人。

　　我很熟悉史蒂芬的母亲，因为她经常站在路口等孩子。史蒂芬的弟弟爱德华显然就是那位曾经一直戴着粉红帽子的小男孩。史蒂芬的两个妹妹玛丽和菲利帕，是我在圣奥尔本斯女子学校上学时的同学。史蒂芬的父亲弗兰克·霍金曾经来我们家帮忙移走花园里的蜂窝，他不仅是整个圣奥尔本斯唯一的养蜂人，也是这里少数拥有雪橇的人之一。到了冬天，他会从山上滑着雪橇而下，路过我们家前往高尔夫球场。史蒂芬的外婆阿格尼丝·沃克每月都会在市政厅与我们著名的民族舞领舞莫里·杜·凯恩一起进行一次公演，她在钢琴上的造诣远近闻名。

　　参加这个派对的还有史蒂芬的其他亲戚和朋友。部分朋友是史蒂芬在牛津读书时认识的，但更多的是他在圣奥尔本斯高中时期的同学，他们大多数都在1959年考上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在高中时期，史蒂芬的年纪就小于同级的同学。到了大学，比他大好几岁的同学就更多了。在剑桥读本科时，史蒂芬的同学们在年龄上比他大很多，因为他们大多在进大学前服过兵役，而到史蒂芬这一届时服兵役的政策被取消了。后来据史蒂芬自述，正是年龄差异导致他在剑桥没有太好的表现。我能看出史蒂芬和中学同学的友谊深于剑桥认识的朋友。

　　到场的人里除了黛安娜的哥哥巴兹尔·金，其他人我都不太熟悉。但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本地社会的精英。圣奥尔本斯当地的报纸《哈福德广告报》在4年前曾大幅宣扬过圣奥尔本斯高中的成功。报纸将这些顺利考入名校的人的照片登在了头版头条，并将他们称为我们这一代知识上的领跑者。报纸报道他们无私地将自己奉献给了学术界，独立自由的他们肩负着开拓知识疆界的任务。相比他们，我的年纪稍小，当我开始自己的本科学习时，他们早已结束了学生时代。

　　他们和我熟知的朋友截然不同，我虽然聪明但也只是18岁的小姑娘，我在那个聚会上感到紧张而拘束。他们这些人绝不会把整整一晚的时间都用在民族舞上。想到自己的平庸，我不敢和他们多说话。我跑到角落去挨着爱德华，尽可能地靠近火炉，静静地聆听着屋里各人的对话。那些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靠着墙，整个房间都由靠在我身旁的这个小火炉来供暖。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聊天的话题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严肃，多数都是互相开玩笑。我唯一记得的一个话题是一则小笑话——“一个人住在纽约的一栋高楼里，为什么家住50楼的他每次只坐电梯到46楼？答案是因为他太矮够不着电梯上50楼的按钮。”

　　在那次聚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能再见到史蒂芬，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