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美好的信念

　　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有信心能在最后一年拿到学位。我父亲一直慷慨地在经济上支持我，帮助我购买往返剑桥的火车票。然而找工作赚钱养家的重担仍需要史蒂芬去承担。史蒂芬开始认真地对待他的研究，他知道研究报告一定要有含金量，即使不被发表也要达到申请学术奖金的水平。他已经着手深入研究他在皇家学会学术研讨会上对霍伊尔提出的各种反驳。

　　1965年2月的一个早晨，我来到史蒂芬的住处。刚走进房间，我就发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看着我裹着石膏的左臂，满脸沮丧。事情是这样的：在韦斯特菲尔德学院组织的一次舞会上，穿着高跟鞋的我不幸滑到，摔断了左手腕。我没有在电话里告诉他我骨折的消息。现在一见面，没想到史蒂芬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点同情，反而脸色很难看。这使我的心情更加难受。后来，他向我解释说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学术奖金申请在这周末就要结束了，他借来了打字机，一直在等着我帮忙打出一份像样的申请。带着自己跑去作乐摔坏手臂的内疚，我下定决心要用我完好的右手帮他打印一份漂亮的申请，我接下来的整个周末都花在那上面了。

　　尽管一波三折，学术奖金的申请还是被及时投递了出去，史蒂芬只需要等待面试通知就可以了。然而现实却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在这份申请中，史蒂芬找赫尔曼·邦迪做推荐人。邦迪与史蒂芬的姨妈洛兰是老邻居，并认识史蒂芬的姨父罗斯。因为这层关系，斯蒂芬认为没必要写一份正式的书信。但几周后，史蒂芬收到了坏消息。当学院联系邦迪教授，请他对申请人史蒂芬·霍金做出评价时，他回复说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得知此事后，史蒂芬急忙打电话四处求救，终于得到了一次面试的机会。最终史蒂芬的名字出现了在学术奖金获得者名单上，这真是值得庆祝的事。

　　身边的每件事似乎都正在完美推进。婚礼的日期也安排出来了，就在7月中旬。尽管史蒂芬的健康状况看上去很不理想，但接下来的日子直到暑假我们都在爱情的甜蜜和各种成功的喜悦中度过。然而，现实的残酷还是将看似无谓的阴云吹到了我们快乐生活的上空。史蒂芬等待了两周时间后，给学院的财务主管打了电话。财务主管冷漠地表示，史蒂芬直到当年10月之前都不能正式入职，预支6个月薪俸就更不可能了。另外财务主管还明确表示校方已经不再给研究人员提供住宿。因此我们还要为房子的事情头疼。

　　不过剑桥里有很多像我们这样从事研究工作的新婚夫妇，我想薪俸应该能够我们度日。至于住处，我们看中了一套正在新建的房子，并在中介那儿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自信且迫不及待，不好的消息很快被我们淡忘。

　　好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很快我们又有了值得庆贺的理由。某个周六，我待在史蒂芬的房间帮他写申请书，这一次目标是重力奖。这个奖的资助人是一名深信反重力可以治好自己中风病的美国人。或许任何一篇由他资助发表的文章都没能真正减轻这位好先生的一点点病痛，但他的慷慨解囊却让无数还在为温饱作斗争的年轻物理学家在经济上得到了巨大的缓解。多年以来，史蒂芬每一项重力奖都拿过，1971年的时候还有幸拿到了一等奖。尽管1965年的那个周六我们得知史蒂芬不能按时领到学院的学术奖金，但重力奖的获取使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几周后，史蒂芬从剑桥打来电话，用我们早已熟知的4便士的方式。电话里他说他刚在重力奖中赢得了特别表扬奖，奖金有100英镑。我在房东邓纳姆夫人的厨房高兴得欢呼雀跃。有了这100英镑，加上我父亲为我在银行存的资助金250英镑（他答应在我21岁生日那天交给我），总计350英镑。利用这笔钱，我们不但可以付清史蒂芬之前的贷款透支，还可以用余钱购买一辆汽车。

　　在史蒂芬的好友罗布·多诺万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两辆非常划算的汽车。第一辆是1924年生产的敞篷劳斯莱斯。第二辆是一台红色的“Mini”轿车。尽管心里喜欢敞篷劳斯莱斯，但我和史蒂芬不得不承认“Mini”轿车的小巧性、实用性、经济性更加适合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