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9年的上海，交响乐在中国扎根了。在这个多元文化的海派城市，交响乐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自此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从学习到融合。改革开放以后，交响乐的发展更是迎来了新的征程，给中国的交响乐注入了持续的活力。

　　改革开放之后，音乐文化的国际交流逐年增加。当年，每每有国外交响乐团代表来的时候，常常用乐团的演出来进行招待。1978年底，黄贻钧再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团长，这些活动，很多都由他指挥，这当中也包括招待1979年2月到访的波士顿交响乐团。3月，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波士顿的首席们还跟上交的乐手一起排练了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35年以后，在2014年，波士顿交响乐团再度访问上海，也邀请了当年的一些老演奏员再度聚首，一度传为佳话。到上世纪80年代，乐团交流的国际机构，除了来自欧洲、亚洲、美国的交响乐团、歌剧院，也包括唱片公司、经纪公司等等。改革开放使乐团的视野重回国际，也开始逐步了解国际音乐界的现状和发展。

　　1984年，陈燮阳接替黄贻钧担任团长。1986年，经上海市文化局的批准，乐团进行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建立音乐总监制，他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第一位交响乐团的总监，也展现了中国向国外先进机构学习的不懈努力。乐团除了在国内与来访艺术家、团里交流外，也逐步开始走出国门。1999年，随着乐团的业务发展需要，开始在国内率先引进外援。

　　改革开放初期，观众们对音乐会趋之若鹜，1986年，乐团举办柴可夫斯基系列音乐会，一早购票者就在售票处排成长蛇阵，虽然天下着大雨仍然不能阻止排队观众的热情。1988年陈燮阳指挥全套贝多芬九部交响曲，观众围着上海音乐厅的外围层层排队，至今这张观众排队的照片还挂在上海音乐厅的墙上。乐团去其他城市的演出，也有4000张票子2天售罄的记录，这在没有任何电子售票手段的当年，真是一个轰动。

　　然而，随着各种娱乐流行文化的兴起，乐团的事业也受到一些冲击。观众群流失，音乐会渐渐难以销售。到2000年之后，这个困境愈发明显。乐团开始意识到，我们在交响乐团的运营和管理方面急迫需要学习和改进，意识到乐团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没有艺术管理，也就没有艺术质量可言。

　　2008年上海交响乐团成立了理事会，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2009年，余隆成为上海交响乐团首位全球公开招聘的音乐总监，一个由基金会理事会管理的乐团新体制由此诞生。余隆的接棒代表着新一代中国音乐人的视野，为乐团进一步搭建了国际平台。提倡职业化管理和国际化的运营，使得现在的上交拥有与世界同步的音乐季，而高质量的节目又使国际通用的预售票制度第一次在中国的上海获得成功，并把这个纪录保持到了现在。这十年来，上交尝试了诸多新举措：上海乐队学院、上海新年音乐会、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等等。乐团的国际巡演已经不再以走出去为目标，而是瞄准了世界影响力：2017年作为第一个中国乐团在琉森音乐节亮相，带着国际大咖演出中国作品等等，就在本月又签约DG唱片公司全球发行。

　　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看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发展的起起伏伏，看到的是一代代中国音乐人的极致努力和不断追求。1978年至今，上海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作品共53部，在国内外的舞台上被广泛演奏。

　　上海，作为中国交响乐发展的缩影和引领者，力求不辱使命。

　　十日谈

　　春之声系列·沐春记

　　责编：吴南瑶

　　“上海大学”与“上海的大学”，这一字之差，其实一字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