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家庭与学术

　　剑桥是当时最适合买房出租的地方，这里的房价相对便宜，租房需求却多得离谱。我此前对房屋装修的经验在这时发挥了作用，我被推举为这套房屋的管理负责人。这可是个大工程，我将家务以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这里。每当有人退房，我都要将房屋重新粉刷一次。尽管这让我感到精疲力尽，但面对孩子们不断升高的学费，我不得不亲力亲为。一般情况下，房子在一年时间内会换两次租客。但到了夏天，来访的学者会频繁更替，我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如此繁重的劳动和堆积如山的家务让我的论文一拖再拖，仿佛永无处理时间。

　　我在空闲时间收集了部分材料，也梳理出了部分独到认识和观点。我发现“雅歌”和“所罗门之歌”在用词上具有相近性，“雅歌”与“莫扎拉布素歌”也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每天早上我先送史蒂芬去学校再送露西去幼儿园，回家后我还能抽出1小时的空余时间，我将这些时间都献给了我的论文。能完成这篇论文已是我的极限，我已无力接触更多的其他中世纪文学，更不可能在卡文迪许晚宴上讨论新的学习心得。

　　我难以抽出时间关心国际大事，甚至阅读的时间也极为有限。无论是卡文迪许晚宴还是德龙克的学术聚会，我都感觉自己和大家的差距渐渐拉大。我很难学到新东西，更别说将自己的新认识与其他人分享。当我偶尔抽出时间参加这些聚会时，只有在众人的谈话中勉强敷衍或者是陷入尴尬的沉默。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到沮丧，埋怨自己奢望在学术和生活上两手抓却什么都没抓住。

　　汉娜·斯柯尼可夫是我在露西·卡文迪许学院里唯一的朋友。只有在她身边，我才会真正感到放松。汉娜来自耶路撒冷，她的研究方向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尽管汉娜和我的境遇并不相同，但我们有很多共性：我们都需要面对诸多压力；都在努力抚养3岁的孩子（我的罗伯特，她的阿纳特）。我们初识的时候，我刚生育了露西，汉娜也怀上了二胎。那个夏天，当汉娜的阿里埃勒出生时，我们已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值得庆幸的是，史蒂芬和汉娜的丈夫、理论哲学家什穆埃尔也找到了共鸣。汉娜和什穆埃尔与我们相识并不久，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开心，就像相处多年的老友那样亲密。在什穆埃尔带着家人离开剑桥返回以色列后，卡文迪许学院对我来说显得更加陌生和疏远了。或许这并不重要，史蒂芬的职业生涯才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事情。他注定将在物理界的池塘中引起轩然大波，而我哪怕是能在文学的海洋里造成一丝波澜也会备感欣慰。

　　我时常安慰自己，我还有两个聪明活泼的孩子陪伴。当那些曾对史蒂芬有缺陷的身体投以异样目光的人们看到他身边的孩子时，都毫无例外地流露出惊讶的神态。史蒂芬也在孩子身上找到了自信。当他看到路人异样的眼神时，他会说：“是的，这是我的孩子们。”

　　孩子们天真无邪和快乐的存在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幸福和满足感。在那些温馨的时刻，我们的家庭会变得更加亲密，我的家庭成为了我生活中最大的骄傲。

　　我总是安慰自己，从家庭中获得的幸福感会远超于学术研究给我带来的快乐。有时，照顾孩子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我给他们念书，学着他们的口气讲话，令我欣慰的是，我可以从他们带有童真的眼睛里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新审视。更让我感到幸福的是，我的父母也沉浸在我和孩子们的快乐中。他们和外祖父母的感情远远超越了常规家庭。

　　我母亲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得糟糕，而我父亲则从孩子们身上找到了快乐。我的父母正为我的外祖母担忧，外祖母的身体健康情况越来越糟糕，不得不搬到圣奥尔本斯和我父母一起居住。因为对新环境的焦虑，她摔断了一只手，她的记忆也在快速衰退。

　　1973年11月的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向她挥手告别时就预感到或许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12月7日（星期五）凌晨，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告知我外祖母去世的消息。我虽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仍然悲痛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