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暮色》是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比较特别的一部。

　　片中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难言之痛。大女儿孝子比较成熟、理性，她因为与丈夫不合而逃回娘家与父亲住在一起，但最后她还是决定为女儿的幸福再回去努力与丈夫继续生活；显然，这也是她为女儿所做出的牺牲。身为银行家的父亲的遭遇令人同情：妻子与人私奔，情人死后又换情人回到东京；孝子的丈夫由他一手撮合，因此，女儿婚姻的不幸他也有责任；在影片结尾，父亲形单影只，令人唏嘘。私奔的母亲一直在屈辱与对儿女的思念中活着，最后在无奈之下与并不如意的情人去了遥远、严寒的北国。临行前，母亲前来祭奠小女儿明子，被孝子用沉默拒绝。母亲恳切地提出请求，无奈地接受现实，然后安静地离开，由此保持自己的尊严。但她还是有所期待，夜晚的火车站，她打开车窗探头张望，但最终仍然没有见到期待的人前来送行，只能带着失望黯然离开。

　　影片的核心人物是小女儿明子。明子自小成长在单亲家庭，缺少理解与温暖；后又遇人不淑，未婚先孕。她好几次哭得全身发抖，但逃避责任的男友、尴尬自责的母亲、隐忍木讷的父亲、坚强独立的姐姐，始终没有给她一个拥抱，慰藉她孤寂的心灵。堕胎之后，她与男友在珍珍轩面馆见最后一面，听到男友矫情而虚伪的解释，明子怒不可抑，掌掴男友夺门而出，又在心情迷乱之际被火车撞成重伤，送到医院后，在对生的无限眷恋中死去。随着明子的死去，这位体面的银行家的家庭也为之解体。这一处理在小津电影中是比较独特的。与西方不同，家庭的崩溃在日本是一个大灾难。在西方，离开家庭是成熟的标志，而在日本则不同。家庭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十分重要，即使离开家人，也会寻找家庭的归属感，比如说学生在学校找到第二个家，白领在公司找到第二个家，他们将自己与学校、公司视作一体。关于家庭的故事，在小津的《东京物语》中就初现危机，在四年之后的《东京暮色》中，就由危机走到绝境了。小津战后的作品中，只有《东京暮色》发生在严寒的冬季。在该片中，小津以暮色沉沉的画面、极少的台词、难见笑容的人物等完成了故事的讲述，充满伤感、悲凉与绝望。

　　细细探究，小津在《东京暮色》中的艺术表达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社会基础与思想基础的。就前者而言，二战以后日本并没有因战败赔款而垮掉，由美国主导的民主改革给日本带来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使得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从一个农耕国家转型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国家。在当时的日本，战争带来的灾难还没有完全修复，经济繁荣又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新的震荡，日本人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经历急剧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革。为此，代际冲突，人性的自私、贪婪、冷漠等也就随之而生，并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就后者来说，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在二战后几乎席卷整个世界的知识界与文化界，并在日本也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小津电影凸显的是东方美学传统，但在《东京暮色》中也可看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失望的世界之中。绝对自由的人也是烦恼和无所依靠的孤独者。人虽然有选择的自由，但他面对的未来的生活却是混沌而没有目标的。

　　小津曾说：我不认为电影只有一种形式。如果拍出的电影是好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已经创造出了它自己的语法。尽管小津作品大都用传统手法，但他却有洞察力避免作品变成空洞无物的东西。安静不意味着静止。著名影评人斯坦利·考夫曼说：小津是一个抒情的诗人，他的抒情诗静静地膨胀，成为史诗。正是由于不回避现实矛盾，深刻反映时代特征，充满人文关怀，这部片长为两小时的《东京暮色》才成为一部力作，并在小津的所有作品中显示出独特的“语法”，焕发出独有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