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难以忘记上海第一女子师范师生和附属学校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少年剧团”的演职员们，尤其是使我敬佩的校长陈鹤琴先生与蔡怡曾女士。因为1947、1948年间，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们与我在为民主大业和反内战的共同战斗中，成为了生死之交。

　　陈鹤琴先生是一位有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政治倾向的进步人士，受教于美国的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杜威先生，与陶行知先生是同学。

　　陈先生迫切要改革中国的幼儿教育，创办“女师”，作为活教育的实践基地。他用“服务和创造”作为校训，教育学生“爱国家、爱人类、爱真理，‘学’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陈校长坚持爱国主义立场，支持学生，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他无视反动当局要解除他校长职务的威胁，与国民党教育局的责令抗争，不仅不处罚参与运动的学生，还接纳因参加运动而被开除的有理想的学生。抗战时他就掩护、保释、营救过进步同志，与中共地下党有过合作。

　　他聘请作家贺宜、谷斯范、画家邢舜田等任教。同时，也为他创立的《中国少年剧团》聘请文艺界进步人士为编剧、导演和演员。

　　在行政教学方面，他的学生王鼎成在学校组成地下党支部，后来地下教委又送来了圣约翰大学教育博士生蔡怡曾女士担任教育主任，执教《教育概论》与《儿童心理学》，为学校培训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干部。

　　大姐姐服务团，是蔡怡曾女士进女师后由学生“自治会”改建的。蔡老师搬进了女生宿舍打地铺，关心病弱的学生，改善学生伙食，她在白色恐怖控制下勇敢地引领学生参加集会，带领学生参加玉佛寺公祭于再烈士，参加揭发美帝与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阴谋的妇联讨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将成熟的学生干部逐个吸收入党，如刘修正、邢志康等，并成立了支部，女师逐渐成为西区中学里的红色堡垒。

　　反动势力的迫害降临了。1948年5月9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蔡怡曾突然被捕，在狱中经受了江姐那样的酷刑，门牙被打掉、坐老虎凳，上电刑，她不屈不挠，保护了党和同志们，后经党组织和家属竭力营救，11月出狱，后北撤到了解放区。

　　蔡怡曾事件发生后，学校支部命令“中国少年剧团”转入地下，成立了“上海儿童戏剧联谊会”，大朋友们为迎接上海的解放继续斗争。

　　1946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主席在上海进行反内战救济难民及推动和平民主运动时，主张要给儿童，国家的小主人办剧团，演戏给他们看，以戏剧艺术帮助他们成长。

　　陈鹤琴先生，也深感为中国儿童建立课余活动乐园的迫切性，1947年宋庆龄的“儿童剧团”成立的同时，陈鹤琴先生创建了“中国少年剧团”并附属在女师学校里，学校支部把剧团内定为学校党的外围组织。

　　我当时刚离开学校，地下党仲夏同志介绍我参加剧团演出了包蕾的童话剧《胡子与驼子》，并介绍我入了党。

　　“大姐姐服务团”称我们外聘老师为大哥哥，要培训女师的大姐姐和小学生们的戏剧艺术技能。有一次由仲夏、包蕾、董林肯大朋友为晚会演出创作的《拆字摊》及朗诵诗《胜利带来了一切》到麦伦中学去演出，由大姐姐王瑞珍演《拆字摊》的拆字先生，为蒋家王朝末日算命，那滑稽讽刺的表演引得台下哄笑，接着李松筠大姐姐朗诵《胜利带来了一切》时，她声泪俱下怒喊道：“我们情愿为反内战而死，不愿意为打自己人而亡……”这时全场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群情激愤，我们几个大哥哥早已守在后台保护演出的大姐姐们撤退，以防三青团和特务们行凶，这是我们的特殊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上海第一位少年儿童部部长蔡怡曾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上海少年先锋队。

　　邢志康任妇联主任时，我和段镇同志协助创办了《为了孩子》《现代家庭》杂志社，我现已九十六，邢志康也年过九旬了吧。

　　70年过去了，我应邀参加了中福会儿童剧团建团70周年隆重纪念会，不禁想起在儿童教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已故的幼儿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及蔡怡曾大姐，陈鹤琴先生建立的女师和中国少年剧团与中福会儿童剧团同岁，我挥泪撰写“请不要忘记他们”以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