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4日是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绝望的哮喘，血一样的红色，时钟在静谧之中清晰摇摆……它以其不可言喻的影像光彩给予观众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这扑面而来的锐利的隐秘岁月，焦虑而迷惘，在导演的手中是如此细腻和传神，以至于当我重新观看这部经典之作时，仍然感到异常震惊和幸福。

　　这是我差不多最早买的碟片，记得是在莘庄一家已经关门大吉的碟片店里，片名：《呐喊与低语》，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

　　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在瑞典法罗岛去世，享年89岁。同一天去天堂的，还有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也许是冥冥中早有注定。

　　伯格曼是整个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电影，我甚至不想用之一这个词。当他的崇拜者李安去瑞典拜访他的偶像之后，他回忆拥抱伯格曼的那一刻：他把我的处子之心夺走了。

　　在我的印象中，伯格曼总是显得非常阴郁，剧本和影像也许正是他心灵深处被压抑的记忆的展现。死亡和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伯格曼不断地追问命运背后的人性根源，然后毫不留情地戳穿所有虚幻的幸福假象。

　　在他最重要的作品《呐喊与低语》中，三姐妹之一的艾格纳斯身患绝症，在家中等死。她必须承受发病时难以忍受的窒息感。艾格纳斯渴望家人的理解和温暖，但是她和姐妹之间似乎总隔着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只有女仆安娜给予艾格纳斯无微不至的关爱，但这对于艾格纳斯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她不可能满足于一个女仆的悲悯，于是她求助于冥想和追忆，从中获得一点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人的思想感情是难以同其他人交流的”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同样是伯格曼电影的主题，他不断地追问命运背后存在着怎样难以摆脱而又令人沮丧的隐秘根源，然后冷静地、毫不留情地描述这一根源产生的种种烦恼和虚幻的幸福假象。从根本上说，伯格曼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从怀疑上帝到彻底否定上帝的思想变迁，建立在他对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绝望之上，这在他的最后一部影片《芬妮与亚历山大》中有相当精彩的表述。瑞典十九世纪的小说和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神秘主义的叙事手法使伯格曼受益匪浅，无论是《野草莓》《第七封印》还是《与莫妮卡在一起的夏天》与《假面》，打破时空的意识流、繁复的隐喻和象征，都创造出难以言喻式的神秘氛围，都让人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