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五十两银锭，一个个在泥沙中露出真容；黄澄澄的明代皇室册封金册，不断浮出水面。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古镇旁的岷江边，围堰考古工地人头攒动，喜讯接连传来。然而，领队刘志岩仍眉头紧锁。

　　这一画面出现在2017年初启动不久的“江口沉银”考古现场，而今年国庆前夕，这次考古成果刚刚在国家博物馆结束首次大展，丰富的展品令人叹为观止。

　　当初，考古队的压力不仅仅来自考古界的质疑，更要面对一个广为人知的民间传说。三百多年来，四川童谣一直传唱“石牛（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相传明末起义将领张献忠兵败后，将巨额金银财宝沉于江底。

　　但究竟宝藏何处，始终是个谜。

　　藏银木鞘终于露面

　　一段木鞘突然现身的消息从工地传来，刘志岩眼前一亮。三步并作两步，他向发掘区最北端木鞘出水的探方赶，几次脚下一滑，这是2017年3月16日的下午，天色将晚，气温渐低，距离收工的时间已经不远，但工地上显然因为它的出现而沸腾。

　　这不是普通的木头。张献忠木鞘藏银，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在老百姓口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将青冈木切段对剖，中间挖空，填放银锭，少则10枚，多则20枚，两半合拢后用铁皮箍紧。文献同样记载了明将杨展在江口水战后，曾用铁矛将水中木鞘扎起，捞获大量财宝。

　　木鞘的出现是个关键信号，它能将发掘出的珍贵文物与张献忠沉银建立起紧密关联。但考古项目启动两个月来，挖出的都是金器银器，最多是些碎木屑和铁皮残片，木鞘一直没有露面，这让刘志岩疑虑重重，甚至面对诸多已出水的珍贵文物，也无法放松紧绷的神经。

　　它上一次现身是2005年4月20日，彭山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江心施工，一辆挖掘机在距地表2.5米左右的地方挖出一圆木，从中散落7件银锭，施工民工把银锭捡走（后被追回），将木头丢弃在河滩上。时任彭山县文化局副局长的方明看到木头大吃一惊，说“这个青冈棒比银锭价值还高”。

　　但这毕竟只是一段较大的木鞘残片，且未经过科学考古发掘，证据也显得过于单一，所以不太具有说服力。随着河道内工程的结束，岷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刘志岩终于抵达现场，随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被流水冲刷出的河床基岩沟中，泥沙堆积，一小截木鞘迫不及待地要揭秘一般探出脑袋。构造和轮廓已清晰可见，呈两半合拢构造，盖子局部断折，露出内藏的银锭，木头周围还散落着十余枚硕大的银锭。

　　细致地冲刷掉泥沙，木鞘完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箍木鞘的铁皮保存完整，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

　　2017年1月5日，由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组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执行的“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项目启动。2017年一期工程、2018年二期工程结束，考古共发掘出水文物42000余件，完整的木鞘仅此一件。

　　国内外顶级博物馆专家、考古专家、历史专家以及文物保护专家一致认为，“江口沉银”是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批量宝藏，属于世界级的考古发现。它也入选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歌谣只是一个诡计？

　　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1646年春，内外交困的张献忠率装满金银财宝的船队沿岷江南下，仓皇转移。

　　此时，明军最诡诈的大将杨展已在江边密林中设下埋伏。黎明时分，当船队进入江口最宽的水域时，山林中突然喊杀声大作，箭镞如雨点般射出。战船被焚，装满金银的青冈棒或被丢弃，或因船毁沉入水底。

　　但历史总是扑朔迷离，对张献忠沉银经过和沉银地点，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莫衷一是。《客滇述》里说，张献忠派人把他的财富运到彭山，丢到江里；《蜀难叙略》中记载，张拦断锦江某处，将亿万财富埋入后，放水淹埋；《明史》也持张藏宝锦江的说法。但上世纪30年代对锦江的一次挖掘行动持续数月，最终只挖到三篓铜钱。专家分析，歌谣很可能是张献忠使的“障眼法”，想用锦江藏宝的说法缠住敌人。

　　在考古实施前的调查中，刘志岩和队员们收集了二十余种文献资料，最后认为清人彭遵泗的著作《蜀碧》记载较为可靠。

　　“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

　　考古队员们还在江口镇双江村和石龙村等3个乡镇7个（自然）村对村民做田野调查，收集到100份调查表，不少六七十岁的男性村民讲述了许多祖辈传下来的水战故事。而今的考古发掘中，也不断发现铁刀、铁矛、铁叉、铁箭簇、铁蒺藜等兵器，甚至首次发现了火器——三眼火铳，更证明这里曾是古战场，“江口沉银”遗址也因此更名为“明末古战场遗址”。

　　难以确定的考古点

　　锁定江口。刘志岩说，初到江口，望着滔滔江水，只觉眼前一黑，几公里长的江面，到底挖哪里？

　　国内有过不少水下考古的先例，但岷江不同。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周春水在现场勘察后说，岷江水流量较大，人在水下要一边与水流抗衡，一边考古，很难实现。且江水泥沙含量高、浑浊，潜水员基本上只能像瞎子摸象一样去摸，更无法记录文物在水下的位置和存留状态。因此，常规的水下考古无法实施。

　　国内顶尖专家赶来彭山，考察后提出“围堰筑堤，滩涂考古”，将水下不可控的环境转变成可控的稳定发掘区。这在中国考古界史无前例，开创了我国内陆河流考古的先河。

　　在哪里筑堰？考古人员和请来的技术团队采取陆地调查与水面探测双管齐下的办法。走访遗址周边村民，并与警方合作，由盗捞人员指认发现过文物的地点。

　　近十余年来，江口一带水域曾两度因施工发现与张献忠沉银有关的文物，并发生过多起盗宝案件，2015年破获的“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中，一级以上珍贵文物有多件，其中包括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金印、金册等，估值超过3亿元人民币……也正是这起震惊全国的大案，推动了江口沉银考古的开启。

　　运用电法和磁法等科技手段进行的水面探测同时展开。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地学中心的周军博士和同事们同样挑战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从事地球物理勘探针对的是大尺度目标体，而这次要探测的是散落在江底的金银锭等小尺寸目标体，分布缺乏明显规律，用传统的探测方法很难有效识别。”周军团队使用了电阻率成像法和高精度磁法，探测出利于文物堆积的基岩结构和金属相对富集区，相当于为岷江河床扫描了一张“CT”图。

　　最终，考古队选择了一个被认为文物“最为集中的区域”——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和府河交汇口，也即“望江台”所在位置。

　　虽然定位“望江台”备受争议，不少人认为这里被挖过，可能没有文物留存。但刘志岩认为：“即使被挖过，也不可能清理得像考古那样彻底。并且据我们研究，文物出现在红色砂岩的河床沟槽里，从挖沙时文物部门拍过的照片来看，当时并没有挖到最底下。”

　　围堰考古开创先河

　　一条砂石围堰将岷江圈出10000平方米考古区。堆起的砂石内外加固，大功率抽水泵日夜不息，将水排干。考古队员和从附近村子招募来的民工百余人进入探方作业。

　　国内首次围堰考古，堰比当地水文记录五年一遇的洪水高一米，堰外就是滔滔岷江。刘志岩说，好几晚都因梦见围堰被大水冲垮而惊醒。

　　大自然给他们的时间不长，岷江枯水期只有冬季的四个月。四个月后，雨季来临，岷江水涨，工地就将被水淹没。

　　全新的考古尝试，问题接踵而至。围堰内很快出现渗水，让人着急上火。还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启发了灵感，他们顺地势挖出一条1000米长、2米宽的导流渠，将水引到地势最低处，再用抽水机排出。

　　工作的回报是这条导流渠意外地提前到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介绍，这条导流渠从开挖就不断有文物发现。“我们的志愿者当中有一位负责拍照。刚开始两三天还特别兴奋，拍了照片还要激动地加很多说明，之后就只编个号了——他说文物实在太多，都拍到手软了。”

　　金质勾云纹带扣、福寿康宁金镯、梅花金质带扣、兰花金戒指、花瓣形金发簪、麒麟牌子、龙首金镯、扣环双牌、裸身小金人……个个做工精美，品质上乘。更有明代藩王的册封金册、被切割过的蜀王金宝……

　　根据前期考察判断，江底3-5米的鹅卵石层基本不含有文物，所以使用挖掘机揭掉这一层。1991年出生的考古队员李瑞佳负责这一项工作。这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考古团队，领队刘志岩是唯一的“八零后”，负责库房的黄琳笑说，1991年出生的她都算“年纪大的”。

　　“每50厘米挖一层，平整清理，查看有无盗掘痕迹，有没有文物，然后再挖。”为了避免小件文物流失，所有挖出的砂石要在一个特定区域用筛机细细过筛，筛机旁同样有考古队员实时盯守、拣拾并记录。

　　考古区域被划分成一个个探方，而在考古队的电脑中，同样有一个“虚拟探方”。每件文物出土后，队员们都会用RTK技术定位，给它一个精确的GPS位置，并录入系统。利用这样的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文物的相对集中范围，为划出当年的战场遗址范围提供帮助。“我们今年发现有两个密集的区域，很可能代表有两艘沉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