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拿了一次活动的宣传语来做这篇小评的题目，倒也不是偷懒，只是倘若要定义黄昱宁和她的《八部半》，可能再也找不到更简洁同时也更中肯的话来了。题目里面，根据词序的不同，当然还包含其他几种可能性，例如“不做编辑的翻译家不是好作家”，“不写作的编辑不是好翻译家”等等。但是重心落在“作家”上，可能要得罪一大批专心写作，心无旁骛，又写了几十年的人，落在“翻译家”上，也会得罪一大批——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概率——并不进行狭义的创作的翻译家。而以黄昱宁的性情，我想应该是断断不愿意的。

　　其实这句宣传语还有上半句：现代文学的光辉传统。如此我们很容易就和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的鲁迅、茅盾、郭沫若、刘半农等等发生勾连。所以说，一边写一边译一边编的确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光辉传统”。但是后来，这样的光辉传统似乎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为继，个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更何况论起对写作以及对现在的文学翻译所应承担的使命的认识，与一个世纪之前相比，的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趣的是，尽管“光辉传统”中断了那么久，最近在上海，却是有小范围复兴的趋势。新生代的写作者们，尤其是女性写作者，因为也通外文，在写作之余，会“难免技痒”，涉足翻译。或许除了写作、翻译，她们也还是杂志或者出版社的编辑，重新证明在这三个领域，因着阅读这一共同的底子，完全有可能是共通的。不过，黄昱宁更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相较于周嘉宁、默音，抑或于是，她是翻译编辑在前，写作在后。这就格外需要勇气了。

　　勇气的第一层意思是，翻译完这么多大家，还有写作的勇气。翻译与原创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翻译总是经过选择的。在众多的作品中，经过两边的出版社、编辑、译者甚至市场的层层筛选，翻译选择的原文本远远不是偶然或者概率。译者，或者编者在挑选原文本时的“眼高”与自己倘若要创作时对“手低”的畏惧便奇怪地纠结在了一起。故法语里有“如果你翻译了别人，你将永远不会被人翻译”的说法。

　　勇气的第二层意思是，较之于翻译，写作更需要坚持。翻译是一种契约，没有擅自中止的自由，却有很多责任可以推卸；而写作是没有契约的行为，除了自己，没有什么读者会一门心思地等待谁的作品，因而尤其需要说服自己坚持。西方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小说横空出世，一扫精英文学的威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印刷也突飞猛进，报纸杂志一哄而上，文盲比例大幅度缩小的形势。而在更为直观的感官媒介挤压文字的今天，这样的好时代恐怕只有让人羡慕的份。

　　当然，黄昱宁和她的《八部半》的价值始于勇气，但绝不仅限于勇气。作为同一个圈子里的人，我对她不能说是不了解。可《八部半》还是给了我不少惊喜。在我的想象里，她但凡写小说，应该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加上心理感伤主义的调调，这种固执的印象，就像我判断自己倘若有一天再写小说，一定是学院派的调调——就好像对半个罗兰·巴特再加上半个杜拉斯的戏谑模仿，想象到那样的怪物，实在是让我泄气。然而黄昱宁全然在我的想象之外。《八部半》是八个虚构的中短篇加上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半个”的合集，内容却是覆盖了虚构努力要接近的真实的各个领域：社会必然经历过的令人或沮丧或茫然的现实；人与人之间，哪怕是最亲的人之间的无法沟通；现代技术对我们的冲击以及由此实现的虚构与现实的反转……如果不是小说中人物设定过于“真空”，以至于暴露了我们这一代熟悉外国文学的人对“非典型性人物”的迷恋，还真不见得能够认出《八部半》背后的作者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昱宁，甚至无法截然分辨作者的性别。然而，在作者淡去，故事浮现的那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认出了她喜欢的麦克尤恩，或者阿特伍德的影子，至少是她的趣味。是对叙事的刻意追求留下的痕迹，抑或是语言？有点过于精致，封堵住了巨大的激情。

　　好在我相信，越是被封堵的激情，就越是值得等待它往峰值去的那一刻。也许终有一天，我们的活动真的要挂出“不做编辑的翻译家不是好作家”的条幅，只要她依然勇敢，依然坚持——小说的技术与艺术，对于翻译家而言，反倒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