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舞台上是演过方言话剧的，如1950年就演出根据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改编的同名方言话剧，由大牌导演应云卫执导，大牌舞美韩尚义设计。上海不仅演过方言话剧，还存在方言话剧团，这可能在全国也是没有之一。上海方言话剧团当时归属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并有独立的建制。《啼笑因缘》用的是沪语，在1957年被吉林市话剧团搬演，不知道用的是普通话还是东北话。沪语方言剧的保留剧目一直受到本地观众热情欢迎，如1962年7月7日在卡尔登大戏院（现长江剧场）再度演出的《啼笑因缘》，竟然创下了连演100场的纪录。在那100天里，卡尔登所在的黄河路，晚上差不多可以用"集腋成裘、挥汗成雨"来形容了。遗憾的是，后来上海方言剧团忽然不存在了。但《啼笑因缘》并未绝响，2017年6月，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有个长江剧团在演出，剧场是“城市俯瞰式”，舞台是一堂多景。

　　自2016年以来，方言话剧在多个省市的舞台上卷土重来，乃至巡演全国，势头不小。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的获奖作品《白鹿原》曾被北京人艺改成同名话剧。2016年，陕西人艺对北京人艺版作了调整，台词全用陕西话。陕西话是西北方言的次方言，如干大(干爹）、撩骚（勾引）、麻达（麻烦）等。不仅如此，由于故事发生地多半在白鹿原，该剧还用了白鹿村的次次方言。除了陕西方言和关中俚语的台词外，祠堂、窑洞、麦场、青砖瓦房的舞美设计，歌队不时唱响的秦腔，无不在体现关中文化的地域元素，同时体现出史诗式的时代变迁。陕西人艺版的《白鹿原》，曾到上海文化广场演出过。

　　2017年，陕西人艺再接再厉，把陕西另一位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的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改编成方言话剧。重庆话剧团的重庆方言话剧《河街茶馆》，以抗战时期的重庆大轰炸为背景，表现了底层民众的国仇家恨、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河南歌舞演艺集团《老街》用河南方言演出，由于表现曲艺人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民族大义和文化担当，大量加入了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大调曲、三弦等，使河南的民间曲艺在话剧舞台上交相辉映。四川人艺把老舍的京味《茶馆》改成川味茶馆，剧本忠于老舍原作，但台词也改成了九成九的重庆、成都方言，在舞美设计和舞台调度上颇多创意。此剧已作全国巡演，今年还参加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的获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由从事实验戏剧的导演牟森操刀，改编成同名方言话剧，用河南话演出。2018年上演的另一部方言话剧也是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获奖作品改编的，那就是金宇澄的沪语小说《繁花》。该小说是多个文艺样式的IP改编热门，已改编成长篇评弹。方言话剧《繁花》（第一季）全沪语，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出品，“跨界班底，青春阵容”，演绎了上海腔调、世事乾坤。

　　以上列举的还不是近几年来各地方言话剧创作和演出的全部。但即使从这不很完全的回顾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方言话剧卷土重来之势和崛起的端倪。首先，它们多半改编自经典（如老舍的话剧《茶馆》）和当代小说名著，茅盾文学奖是重要的IP。其次，它们改编的原作，都有极其浓厚的地域色彩，而且都是用地方语言写作的，为改编成方言话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即使如《茶馆》原作的台词也是京腔十足，充满了地域特色，成为改编成川腔的一个借鉴和动力。第三，方言话剧作为话剧和曲艺的混生剧种，为话剧向中国民间戏曲的借鉴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渠道，从而使话剧这一从外部植入的舶来剧种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最后，方言话剧的重新勃兴，意味着各地域对自身的文化自信，和在中华文化共同体中作出文化表达和参与的要求。从以上部分剧目在全国巡演获得的理解、共鸣和欢迎程度来看，方言话剧决不是不可理解和沟通的，它完全可以与普通话话剧并存。毕竟，现在话剧面对的是见多识广的观众，他们多半去过不少省份，听过不少外省话，还遍尝不同的菜系。即使是宅男宅女，他们也认识舞台两边标出的台词字幕吧。字不同音却同文，现在的观众是识文断字的，这也是方言剧得以兴盛的一个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