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出版社邻居是宋原放伯伯。他个子壮实，声音低沉。他与爱人海阿姨都说普通话，不讲上海闲话。

　　他家客厅兼书房和他的卧室。靠东窗放写字台，台灯半圆形墨绿灯罩。西墙是排大书橱，东西阳台门间有一小竹书架，最上一格放《人民日报》，记得书架上方挂着焦裕禄的照片。宋伯伯爱围棋，常见沙发旁的茶几上，有本打开的棋谱。父亲从部队回沪探亲，也被约去下几盘。

　　“文革”开始，他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造反队，来抄这社长兼总编的家。上一年级的我，虽识字不多，但认出丢地板上几本厚精装书的名：《资本论》。宋家被扫地出门，搬出了茂名南路。

　　再见宋伯伯是二十年后的1986年，我做“上海青年最喜爱的十本书”活动，请时任市版协主席的他颁奖。那时，他住复兴中路，上门没碰到，却准时来到文艺会堂。来回都不要车接，热情支持年轻人的读书。那天，我把他的名字写得有点草，“原”似“厚”。被介绍人读成“宋厚放”，坐他身旁的宋伯伯笑了，低声纠正：宋原放。

　　搬了几回家，出版社邻居多了起来：有文艺、辞书、科技，还有教育和大百科等。母亲认识得多，楼上有时任出版局副局长袁是德母亲，楼下有何满子先生女儿……就说同层的左泥和周天叔叔，他们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

　　左叔叔爱人王老师，几乎天天来与母亲聊天。她原在静安区机关幼儿园，我在那待了五年；她没教过我，与我的老师钱蓉枝是好朋友。王老师教母亲做幼儿园的招牌菜：肉糜虎皮蛋。煮熟蛋，一切二，截面抹肉糜，油炸再红烧。想来，左叔叔吃的菜是童趣满满。

　　我还在读大学的1979年，左叔叔编了本不同凡响的书，选编发表上世纪50年代具有影响却受公开批判的作品。有独立思考的，才会独具慧眼。共选了17位作者的20篇作品，其中有作者当时还未平反，带有风险。但年前闭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亮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旗。

　　书名叫什么？文学读物编辑室在《迟开的鲜花》上徘徊，一锤定音是室负责人吴真伯伯。他提议，定名《重放的鲜花》。31万字的书，第1版印10万册。《出版前言》里写道，“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读到了百闻终得一见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小巷深处》（陆文夫）、《在悬崖上》（邓友梅）等小说，嗅到了鲜花的芬芳。

　　《上海出版志》评价道，“《重放的鲜花》的出版，使这些作者看到了光明，也促进了他们在文坛上重新崛起。这本书的出版，不仅说明了编辑在政治上的胆识，更说明了编辑同这些受压作家之间的感情。”

　　左叔叔瘦高个，而周天叔叔显得敦实。对周叔叔早闻大名，上中学时，就读过他小有名气的反映市郊农村的长篇小说。巧的是，他儿子与母亲好友玲玲阿姨的女儿结秦晋之好。

　　周叔叔后来的名气源自蜜蜂。他编剧的《蜜蜂王国》，上海科影厂1981年拍成片。“该片揭示了蜜蜂家族的生活规律、奥秘、特色及其对自然界和人类的作用”，获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科教片奖及1982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之后，他又写了《蜜蜂王国见闻》。

　　上世纪90年代，他转向帝皇写作，著作颇丰。主编《中国历代帝王故事》、《皇帝读书考》和《中国历代廉政监察制度史》等。他的博客也聚焦历史，《芈月传》热播时，写下《芈月性格得失谈》、《宣太后与黄歇的辩论，谁对？谁错？》、《<芈月传>背景谈：芈月与宣太后的相互妥协与缝合，完成了一个刘备式的政治人物形象类型》等。

　　他对现实同样关注，论《毒保姆与性恶论》、谈房价：“房价又上涨了。记忆中，这些年来，上涨基本上没有停过。当然，我早已在三十年余前，由单位分了房子，大致过得去。房子大小也可以了，只是朝东又略偏北，冬天较少或没有太阳；一直想改善一下，这样的房价，肯定是没有机会了。”

　　前些日子，听说周叔叔不在家待着，而是与养蜂人在一起。我想，他是不会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的；无论生活如何变幻，睿智和勤奋使他走出自己更长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