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巧合。

　　自懂事那年起，每到我生日这天都张灯结彩、喜庆欢乐，自豪之情油然而生；随着读书的增多，责任感也在增加。记得中学时看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主人公伊凡洛夫的母亲向前来访问的女教师介绍时说，他是1917年11月7日出生的，是和苏维埃一起长大的。看到这里，内心涌起一种冲动，伊凡洛夫在钢铁厂是青年劳动模范，参军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英雄。我自己暗下决心，也要为祖国作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节庆活动也多起来了，我的生日在媒体上出现了。1987年9月，当时我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上海电视台新闻频道到我家里拍了十来分钟的视频，作为迎国庆的节目“新中国的同龄人”在电视台播放，节目选了那天出生的3个上海人，一位工人，一位企业家，一位知识分子。我在大学工作，算作知识分子的代表。1999年9月，当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我的大学同学写了一篇短文登在《新民晚报》上，介绍了我的情况，新华社一位摄影记者也来了，为我拍了一组照片，刊登在香港出版的《明报》上。一时间我也收到不少来信来电。对这一切，我都感觉到是一种压力，自己只有在教育岗位上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无愧于社会的关爱。

　　我们那个年代很多孩子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孕妇临产时把接生婆请到家里来接生。我也是这样。我家当时在东鸭绿路的仁和里，这条路后来更名为鸭绿江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国家迈上了发展的正轨，我也搭上了“顺风车”。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我从农村考上了大学，成为第一届77级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在高教系统工作了几十年。

　　上世纪末，随着市政建设的推进，周家嘴路贯通并拓宽，鸭绿江路并入了周家嘴路，这样，周家嘴路就从军工路一直延伸到了九龙路，与海宁路接起来了。我家的地址也改为周家嘴路了。第二年，我被国家农业部党组任命为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上海水产大学当时坐落在沪东杨浦区的军工路上，334号的校门正对着周家嘴路，也就是说，周家嘴路的东头就通达上海水产大学。那又是一次命运的巧合：我出生在周家嘴路的头，工作在周家嘴路的尾。一条马路把我和学校牵起来了，我想，这就是缘分吧。

　　2000年，国家跨入了奔小康的新世纪，我也在知天命之年到上海水产大学担当新的任务。我珍惜这个缘分，重视和班子成员一起合作共事，共同推进学校在新世纪有新的发展。我与班子的同事一起顺势而为，抓党建，认真落实规划目标；抓改革，从货币化分房制度改革入手，解决安居乐业问题，调动教职工积极性；抓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完成了更名海洋大学和搬迁新校区等重大任务；抓队伍，积极引进人才，努力推动学科建设。60岁以后，市委还任命我担任巡视组组长，工作了3年半才退休。回首往事，深切地感到，个人的命运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大家都为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人民才有幸福的明天。

　　十日谈

　　与共和国同龄

　　责编：刘 芳

　　明日刊登《我与西藏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