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初，当时市委主管文教卫生的书记要组建一支乌兰牧骑式的“上海市文化工作队”，由市文化局、出版局抽人组成。这个队以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沪剧院前身)为主，副团长担任队长，会吹拉弹唱的男女老少总共18人，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我也在其中。

　　两三天后，我们到了奉贤县三官公社光明大队，住宿在大队办公室旁边、贫下中农让出来的灶间。高低木床放了六七个，中间用课桌拼起来是开会和写东西用的。20多平方米的灶间只剩门口烧柴的大灶，还有一个很大的盛井水的缸。几个女的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当时的上海郊区农村还非常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我们吃饭搭伙在大队砖窑厂，每天不是青菜，就是当地人说的“捏落苏”(生茄子用盐捏一下吃)。吃的籼米饭会一粒粒往下滚的。大队办公室门前有条公路，通往公社，也通县城。但是，这条路晴天一阵灰，雨天一地泥。条件艰苦，卫生更差。苍蝇蚊子齐飞舞，不得安宁。

　　有天晚饭后，队部安排三人一组分头去生产队开会。尽管当年农村艰苦落后，白天还是蓝天白云，夜晚看到满天星星。我们三人走在田间小路上还不用点煤油灯，可以看到远处草屋炊烟袅袅，还能隐约听到勤劳农人的织布声。青年演员小X情不自禁唱起了“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她一曲没唱完，我两腿发软，慢慢地蹲了下来。他们扶着我走到生产队，农民兄弟叫我躺到床上，盖了厚厚的乡下老布棉被。过了一会儿，出了一身汗，好了。

　　后来几天又发了，人一下子瘦了好多。公社书记很关心我们，他知道有人生病后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公社巡回医疗的上海市卫生工作队。医生叫我马上去县医院验血。他看了报告后说：“这是很凶险的疟疾，隔日发作的。”他给了我两包药，一包是马上服用的，另一包嘱我开春再服，可以断根不会复发。我按他说的，果然没有复发过。

　　时隔38年后的“非典”期间，我从电视、报纸上看到，当年为我看病的年轻医生，就是后来有名的传染病专家巫善明教授。

　　我们在农村足足待了8个月。这8个月，让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人体会到当年农村的艰苦和落后。几十年过去了，当我重回故地，却已经找不到一点昔日的影子。我到欧洲旅游时，也曾多次遇到从奉贤农村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早已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