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度势，暂停收回粤海关

　　尽管孙中山20年前曾在旧金山海关蒙受羞辱，但他始终对美国保持热切期待，其革命思想或建国理念，都与美利坚合众国的经验密切关联。但美国政府却对孙中山不予理睬。舒尔曼的广州之行虽有所缓冲，也没能消除孙中山对美国政策的不满。 

　　既然美国的外交大门始终未能叩开，孙中山不得不“以俄为师”。1924年1月24日，刚刚领教了帝国主义淫威的孙中山和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广州 “列宁”鲍罗庭——这个被孙称为“无与伦比的人”亲自起草了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成为亮点。而在《对外问题态度案》中，不仅提出收回关余，还主张“本党尤当更进一步，主张收回海关”。

　　晚年的孙中山，在经历过无数的沉痛体验后，终于抛弃了争取欧美国家支持中国革命，或至少不干涉中国革命的幻想，真正做到了人如其名以硬碰硬。

　　从1月27日起，孙中山不顾疲累，每周一次，在广州国立高等院校礼堂宣讲《三民主义》，对世界情势了如指掌的他，引征举例，信手拈来。粤海关事件这一最新热点自然成为鲜活的案例。

　　……对于中国，像前几日各国派二十多只兵船来示威，广州人民便立时觉得痛痒，大家生出公愤。就是全人民也起公愤！

　　此次广东和外国争关馀，关税馀款本该是我们的，为什么要争呢？因为中国的海关被各国拿去了。……弄到现在，全国海关都在外人的手内。中国同外国每立一回条约，就多一回损失，条约中的权利总是不平等，故海关则都是由外国所定，中国不能自由更改。中国的关税，中国人不能自收自用，所以我们便要争！

　　孙中山用一个坚定的手势结束了演讲，但粤海关事件并没有画上句号。舒尔曼返回北京后，随即向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建议，由北洋政府拨出部分关余给广州，供疏浚西江之用。但顽梗的安格联风闻广州政府曾宣布将另行委派总税务司，便以海关行政完整性为由，表示关余提支会动摇债信，拒绝拨付关余。但抛出了在粤海关和常关中每月收取一笔固定款项用于治河的方案。

　　北洋政府主管各机关经认真考查“粤省要求分得关余经驻京美使提议拨款修浚西江以资调停一案”后，6月19日，命令安格联，“关于由粤海海常关税项下月拨关平银一万四千两以充该省治河局经费既准外交部转准和欧使照复各国公使可表同意，应即由总税务司令饬粤海关税务司遵照办理。”

　　粤海关关余充作西江疏浚费用，每年不过16.8万两。与孙中山的初衷相比，却不可以道里计。但无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广州政府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战果虽不辉煌，却意味着列强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

　　而在广东这个“远东唯一飘扬着反帝斗争旗帜的地方”，仍是山雨欲来，危机四伏。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攻”；商团团长陈廉伯蠢蠢欲动，叛乱蓄势待发；而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各路军阀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亦是甚嚣尘上。

　　孙中山审时度势，暂停在粤海关问题上纠结，即派大本营建设部长林森为广东水利督办，兼理广东治河事宜。

　　壮志未酬，收回主权待后人

　　1924年8月10日，“商团团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与陈炯明相结，英人助之，由挪威轮‘哈佛’将所购军械运至广州，谋危害广州政府。”孙中山即命蒋介石扣留军械，广州商团因此举行全省大罢市，并电请北京外交团及总税务司援助。英国代理总领事翟比南向广州政府发出警告，如干涉，“英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9月4日，报纸刊登了孙中山措词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

　　10月10日，游行群众“被商团击毙数十人”， “孙文下野”的口号响彻广州，以“扣械事件”而引发的“商团事变”，将孙中山推向入粤以来的生死关头。在西关冲天的火光中，陈廉伯逃往英舰亡命香港，他导演的商人造反这出另类戏剧虽然收场，但后果很严重。

　　广东军事形势的变幻无常，迅速加深的财政危机，加上英帝奉行炮舰政策思维，在商团叛乱中表现“不俗”。这一切引发了南方政府的强势反弹，收回粤海关的号角再次吹响。

　　孙中山命令外长伍朝枢训令税务司，收回粤海关。10月17日，任命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23日，罗桂芳接任海关监督，准备接管海关。广州领事团见事态严重，立即派英海军陆战队在沙面登陆，英印水兵50名前往布防。24日，沙面续到印度兵数百人，实行戒严。沿岸堆沙包作炮垒，海关文件送入沙面。与此同时，白鹅潭再度响起列强的集结号，英、法、美、葡等国8艘军舰陆续开进，武力护关。

　　炮衣卸下，露出黑洞洞的炮管，齐齐指向士敏土厂元帅府。

　　空气仿佛凝固。然而，海关不是西关，枪弹横飞的场面不仅没有出现，南方政府还突然宣布停止接收海关，“一阵轰轰烈烈收回粤海关的运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原来，就在罗桂芳号称“予我士兵十人，驳壳枪十支”，就可收回粤海关的当天，发生了一件足令孙中山更为关注的大事件——“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影响下率师回京，于10月23日发动政变，接管北京全城防务，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吴佩孚无力回天，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落荒南逃。

　　24日，冯玉祥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相较而言，北方的政局动荡更让孙萦怀不已，解决“时局”问题上升为目前最为迫切、最为紧要的关键！27日，经过紧急“商讨应付北方时局办法”，孙中山认定此时乃“和平统一之良好机会”，毅然决定北上。而此时与列强大动干戈，又怎能“冀与北方当局合作”？尽管他深知，要让列强“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力，那就像与虎谋皮，必然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力，便要诉诸武力”。但在这非常时刻，孙中山果断下令鸣金收兵，停止接管粤海关事宜，11月1日，广东军政府第31号《大本营公报》对外宣布：撤销罗桂芳粤海关监督的任命。

　　孙中山这一年已58岁，由于长期奔走革命，积劳成疾，此番抱病北上，竟是不归之旅。临行前，他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谁也没有料到，这居然是先生最后的宣言，而收回海关的壮志，也是今生难酬了！

　　1925年初，孙中山在北京确诊为“最烈肝病”。3月12日晨，“孙中山病笃，时作呓语，并呼：‘和平、奋斗、救中国！’至9时30分，竟与世长辞！”临终遗嘱：“……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摘自《档案春秋》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