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一个14岁的黄皮肤女孩初登银幕，从此在星光璀璨的欧美影坛独放光芒。她曾与道格拉斯·范朋克等巨星合作，也是玛琳·黛德丽的闺中密友。她的出现，甚至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然而生前却备受冷遇和排挤，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她就是第一位勇闯好莱坞的华裔演员黄柳霜。

　　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面对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敌意，以及接演角色的种种限制，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如何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本书围绕黄柳霜生平、作品，逐一道来她如何凭借智慧，塑造出超越国界、优雅独立的摩登女郎形象：她极其重视衣着发型的设计，游走于古典和现代之间，至今仍是时尚界的东方缪斯；她通过学习多国语言、公开发表言论、与影迷互动、与学者对话、积极参与慈善及援华事业来经营公众形象。

　　为了揭开偏见的面纱，作者苦心搜寻文献资料、访问相关亲属，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最终以详实的细节、严谨的文风呈现出黄柳霜比电影更精彩的人生。

　　作者简介

　　郝吉思（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1973年和1974年先后获得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的文学学士与硕士学位，1982年获纽约大学美国早期历史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科尔盖特大学历史系和亚裔、拉美裔及非裔研究中心的乔治·兰登讲座教授，以及2006-2007年度北京大学富布莱特项目历史教授，另著有《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等书。

　　迄今为止，黄柳霜依然是最重要的美国亚裔女影星。她的突出地位部分源于美国影剧业中亚裔演员历来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她在美国电影界的出色表现。黄柳霜在1919年至1961 年的电影生涯中出演过50多部电影，这一辉煌纪录至今无人企及，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鲜有来者。

　　不同的人对黄柳霜持不同的看法。在她从影的年代里，欧美大城市里的华人寥寥可数，因此她的名气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对于她在美国、欧洲各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影迷和影评人来说，她表现的是华裔女性。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官员不满黄柳霜超越国界的形象，将她视作好莱坞的傀儡。而她的家人在不同时候将她视作尽心的女儿、挣钱养家的人或家族的羞耻。尽管美国观众接受她在银幕上的孤独命运和一次次死去的凄惨结局，但当她解释自己为什么永远不可能结婚时，他们也报以同情。尽管她的公共形象是一个注定无法进入婚姻的失望女子，在她生前与死后，地下的同性恋群体把她视为同类。与她共事的影星和记者都认为她友善可靠，她被世界各地名都大邑的上流社会接受。单是她面对苛刻批评的力量和勇气，就足以令人称慕。

　　诸多分析方法把黄柳霜的生活和演艺生涯贬为讽刺性的华人女子形象，甘愿做强势男性和强权国家的玩偶。这些批评无异于柳霜生前遭遇的苛刻非难。举一个例子：1936 年柳霜造访香港，一个愤怒的示威者对她吼叫，说她是“给中国抹黑的傀儡”。听到这样的责难时，柳霜脸涨得通红，眼噙泪水。她被夹在对其演艺生涯的尖刻斥责和东方主义的淫威之间。东方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对柳霜影响巨大。美国和加州的法律都限制她与自己选择的人结为终身伴侣的可能性，约束她在美国内外的活动。如前所述，电影法规禁止她在银幕上与西方人接吻，这限定了她只能出演配角。地方性的住房和工作待遇方面的歧视都限制了她、她的家庭和友人的社会机会。在孩提时代和成年后，她都直接感受到种族敌意的困扰。虽然柳霜勇敢地承受这些侮辱和法定的歧视，但她有时也会拍案而起，或让满腔怒火在心中燃烧。她曾几度因默默忍受歧视、无法发泄而病倒。虽然柳霜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但这类虐待并不是她生活的全部。她的勇气、高雅和智慧使她能够走向外面的世界，寻求爱恋、事业发展的满足和幸福。她超越国界的生活和演艺经历冲破了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成就了一个独特的演员。

　　书摘

　　柳霜父母的背景增加了她所处环境的复杂性。虽然在个人生活中保留着明显的中国传统因素，但他们毕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公民。黄善兴于1860年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金矿区密歇根布拉夫斯出生。父亲阿黄翁（又称黄梁周，或者秋贤）是一位商人，与妻子潘氏在加州普莱瑟县的密歇根布拉夫斯市拥有两间店铺，一间叫“坊里”，一间叫“永春栈”。阿黄翁祖籍中国广东省台山市长安村，根据黄氏家谱记载，他父亲黄昌瑚是家族的族长。黄善兴的出生日期和地点表明阿黄翁经营的两家店铺是面向金矿区的矿工的。这门生意需要一定的资金也表明，阿黄翁应该是在1853年之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此时华人移民取代了欧美裔的矿工。虽然背负着歧视性税收，同时也是种族暴力攻击的对象，华人矿工还是在白人驱逐他们的浪潮中生存了下来。

　　黄柳霜的家庭和日后交往的诸多亲密朋友在她的生活中都有特殊的意义。她实际上有两个家。一个是她父亲在中国的第一次婚姻，对此她知之甚少；黄善兴和第二任妻子李恭桃一共养育了八个孩子，七个长大成人。生活在政治和社会体制充满敌意的国家里，家庭对华人来说极其重要。像其他家庭一样，柳霜和父母姐弟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片祥和。事实上，姐姐露露曾在20世纪90年代告诉一位研究人员，她的家庭以柳霜为耻。与黄家过从甚密的邝丽莎（Lisa See）在描述自己的家庭时也认为，口口相传数十年的家族史可以揭示华裔美国人历史的很多问题。

　　黄柳霜的社交圈子并不仅限于家庭，她的朋友也是其重要部分。例如， 她与卡尔·范·维克滕和法尼亚·马莉诺夫（Fania Marinoff）夫妇保持了长达40多年的友情，这些都有大量私人信件为证。这些书信反映了柳霜的魅力、幽默风趣和对生活的挚爱。她在各地广交朋友，并终生设法保持联系。由于种族和阶级的桎梏，她终身未婚。但她经历过几段较长的恋情，从中寻求现实世界所允许的幸福。她把这些快乐和爱的记忆珍藏在心里，并把这些经历和感怀带入她的电影和著述中。

　　沉湎烟酒是柳霜走上星途的代价，尽管这种代价在影坛不是什么新闻。正如伍尔夫在她手相中看到的，柳霜总是被深深的幽怨困扰；据报道，她有时会突然大发雷霆。

　　婚姻的问题总是让她心烦，每逢有记者问起她的终身大事，她总是回答说想要嫁给一个华裔学者。实际上，与她相恋的总是上了年纪的白人知识分子，而他们总会弃她而去。遗憾的是，嫁给一个华裔学者只能是一个梦想。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总体上与华裔美国人保持距离。这其中有阶级和语言差异的问题，同时也因为20年代的留学生们大多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既反感又蔑视柳霜的银幕形象。尽管有爱情上的困扰，但柳霜绝不是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她起诉自己的电影公司，并威胁要控告《纽约时报》。可能受益于在父亲的洗衣店里记账的经历，柳霜涉足地产买卖时颇有头脑。

　　此时柳霜27岁，在演艺道路上颇为成功，享誉欧美。她脑中似乎满是对爱情的思考。1932年初，她接受《好莱坞杂志》记者拉尔夫·帕克的采访，谈到爱情与伦理，其言谈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不乏真知灼见。柳霜对比了中美之间对爱情的不同定义，认为在中国爱情是一个人的隐私。当中国人来到美国时，他们不能理解美国人的性行为。在柳霜看来，在中国，“人们不像在美国一样公开展示自己的情感。东方人把接吻视作私密的事情，他们不会当众接吻”。她用自然现象比喻人间真爱，说道：“一颗弯曲的大树，一个灵魂扭曲的女人，比起那些在身体和道德上更完善的人来说，可能爱得更加高贵。”而中国人深知，“爱情像所有美好的事物一样脆弱。”

　　随后，帕克将话题转到欧洲男人，柳霜回答，“欧洲人如何能把激情和爱情分开”，这让他们比非常负面地看待不道德行为的美国人更为自如地包养情妇。欧洲人把通奸视作一件难以避免却又有趣的事情；而中国人对待失德之事“总是带着哲理式的冷静，他们知道，人活在天地间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而这就是其中之一”。

　　了解自己并以此为出发点解构万事，这就是柳霜的人生态度，它帮助柳霜在人生道路上避免犯错，尤其是在“夜生活和不道德人士”泛滥的演艺职业中。不过她承认，自己从未“偏离正道”，正是这种“自我认识”使她能够“在我认为正确的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