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小见大，我的小家巨变，见证了4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叶永烈说。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幸福感也随之不断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变化，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时代变迁。现摘录叶永烈先生《小家巨变》一文，他结合自己的家庭畅谈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心路历程。

　　记者 杨鹏侠 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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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了一套房子

　　1979年6月，我所在的上海科教电影厂通知我，上海市政府特意分配一套4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两居室新房子给我，以改善我的居住条件。

　　我终于告别了那住了15年的12平方米的蜗居小屋。拿到房门钥匙之后，妻先把一本出版不久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放进了新居。她说：“我们家第一个住进新房子的是‘小灵通’！”

　　《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我在1961年写的。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像这样描写美好未来世界的书理所当然遭到退稿。“文革”中，我被抄家时，《小灵通漫游未来》手稿差一点毁于劫难。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春风吹拂下，这颗被遗弃的种子发芽了，一下子印了300万册，成了超级畅销书。这本书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印刷，发行量直逼400万册。

　　如今我的家不仅拥有私家游泳池，而且拥有50平方米的客厅，与当年的小屋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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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接待外国记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门。我在上海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美国、日本、英国作家。最初，国门开而家门闭。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科协常委，谈话总是在科学会堂的外宾接待室里进行，宴请也都是“公宴”。位于上海南昌路的科学会堂原本是法租界的法国总会，典雅而华丽。

　　1982年，英国记者房义安要求采访我。按照“惯例”，请他到上海科学会堂。此人与众不同，他说：“何必在办公室谈话？我希望看一看中国作家的家。”我赶紧请示领导，“家门”能否开放？按照领导意图，我在上海和平饭店会见了那位英国记者——双方都“让”了一步，我答应了不在办公室里谈话，他也没有坚持非要上我家不可。

　　不料，在与他会面之后，他又提出上我家采访。我不得不向领导再次请示。“好吧，就让他上你家。”领导同意了，关照我把家里的内部文件收好，打扫一下，干干净净接待外宾。这样，我的家门头一回对外“开放”。那位英国记者来了。当他拿出录音机时，我在旁边也放了我的录音机——因为第一次在家里接待外宾，万一这位大胡子记者对外乱写报道，我有录音带作证，以免“麻烦”。经历过“文革”苦难的我，不得不多加小心。

　　后来才知道，那位英国记者非要上我家不可，纯属好奇之心。因为他听我说出过好多书，尤其是《十万个为什么》印了近亿册，很想来我家看个究竟。进门之后他哈哈大笑：“我以为你家有私人飞机呢。原来，中国作家的家，也普普通通！”

　　自从那位英国记者来了之后，我家也就对外开放了。日本作家来了，美国作家来了，联邦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和夫人来了，我也都在家里接待并设宴款待……一位日本朋友来过多次，熟了，甚至像老朋友似的，敲敲门就进来了，事先连招呼也不打（那时候我家只有传呼公用电话，没有“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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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布洛夫也来我家作客

　　中苏关系的冰河终于渐渐解冻。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开始播放俄语教学节目。我和妻掸去《俄汉辞典》《华俄辞典》上的积灰，重温那颤动舌头的“Р”。于是，我家迎来了稀客——苏联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的作家博布洛夫·阿里克萨德尔·阿里克萨德洛维奇。

　　非常准时，下午2时，我家门铃响了。以往来的外宾，不是称先生便是叫小姐，这一回我用俄语说：“您好，博布洛夫同志！”他呢，也称我和妻为“同志”。我发觉，跟苏联同行聊天，共同的话题比西方同行更多。谈斯大林的功过，谈赫鲁晓夫的是非……他很有兴趣地翻阅着我的书架上的《戈尔巴乔夫传》以及戈氏《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

　　在家里，我们用上海菜招待远方的来客。博布洛夫学着我们的样子，掰开螃蟹，犹犹豫豫地咬了一口，马上笑起来说：“味道好极了！”头一回吃上海茭白，他嚼了一小口，眯起眼睛细品，接着又是一阵朗朗大笑。对于道地的上海菜——炒鳝丝，他也在用舌尖细细“研究”一番之后，又“研究”起“鳝”字发音、写法以及是否属于鱼类等一连串问题……吃罢，他若有所思地进行了一番比较：“苏联人跟上海人的不同是，苏联人第一道菜是汤，上海人则最后一道菜是汤。不过，这只是个顺序问题，我们的共同点是都爱喝汤！”说完，他又欢快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使我想起那位英国记者头一回来我家访问时我们的拘谨、紧张。过去了，过去了。国运盛而家运昌，我小小的家门，是在国门开放的年代里逐渐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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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儿子都赴美国留学

　　中国敞开了国门，出国成了潮流，人称“出国潮”。“出国潮”也冲击着我的家。

　　不知道是谁，把TOEFL译成了带有中国吉祥色彩的“托福”。学好英语，考好“托福”，成为当时中国年轻人前往美国留学的必经之路。很偶然，我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考“托福”的队伍。长子白天在大学里读专业课程，入夜则到夜校进修英语，啃“托福”课本。啃完“托福”，接着又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他买了张美国地图，贴在他的书桌前天天看，对美国的五十个州了若指掌。他开口闭口美国怎么样，虽说那时他还没有去过美国。于是，他在家中得了一个雅号，叫“半个美国人”。

　　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一家大型国营企业里工作。那家企业里有许多外国专家，领导得知他的英语很好，就让他担任英语翻译。不过，就在他担任英语翻译的时候，人事科科长调侃地对他说：“哦，你是我们厂的第八任英语翻译。前面七任都已经到美国去了，我看你也‘兔子尾巴——长不了’，很快也会去美国！”

　　人事科科长的话没错。经过“托福”考试，我的长子收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时候，在上海乌鲁木齐路，飘着星条旗的美国驻沪领事馆门前，入夜便排起签证长队。人们躺在尼龙折叠椅上，等待着太阳从东方升起。我的长子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上午8时多，这支队伍开始蠕动。从大门里出来的人，只消看一下脸色，便知道“晴雨”。我的长子板着面孔走了出来，不言而喻，我家的“半个美国人”被美国人拒签了——原因是他虽然被美国大学录取了研究生，但没有获得奖学金。那时候，光是被美国大学录取却没有奖学金，通常是会被拒签的。

　　好在长子是个很开朗的小伙子。他不在乎，再考“托福”和“GRE”。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又收到一封美国来信时，忽地欢呼雀跃起来——美国一所大学给了他全额奖学金。果真，当他再度从美国领事馆走出时，脸上挂着笑容。就这样，“半个美国人”终于圆了他的美国梦。

　　身边的榜样最有力量。老二见哥哥去了美国，也加紧学习英语。两年之后，他也坐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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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妻子手牵手，游全球

　　紧接着，1993年11月30日，我和妻子开始第一次美国之行。我刚刚抵达洛杉矶，连东南西北都还没弄清楚，就被美国联邦影视集团电视台接去，在那里接受专访。圣诞节前夕，我和妻从洛杉矶飞往匹兹堡，长子开着他在美国买的二手车，驾车带领我们去他弟弟那里，我们全家终于在美国团聚。

　　从那以后，我和妻10次去美国，两个儿子都在美国成了家。我和妻“手牵手，游全球”。我游历一个个国家，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在我看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人类的脚印。只有以文化和历史这“双筒望远镜”观察世界，才能撩开瑰丽多彩的表象轻纱，深层次地揭示丰富深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