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贴钱帮病友们买药的“程勇”不同，翟一平在购药链条中获得了利益——如果按照翟一平5%“辛苦费”的说法计算，意味着涉案金额将高达3000万元以上；与现实中的陆勇也不一样，翟一平虽曾罹患肝癌，但他从未吃过自己分发给病友的药品，且两种药物在德国均系需医生指导使用的处方药。

　　2018年7月25日，46岁的翟一平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

　　截至2018年8月9日，各地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请求对翟一平不予刑事追究”。

　　群友胡玲从事财务工作，年薪8万元，独生女，尚未成家。2018年4月，她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不能手术，也不能化疗和放疗。在医生的推荐下，他们联系到一家药商，开始尝试联合治疗，但药商提供的PD-1一针3.2万元，E7080一盒20粒2.5万元。更让她绝望的是，父亲用药后开始出现呕吐、腹泻等不适反应。她通过朋友辗转联系到翟一平，才知道药商提供的E7080可能是假药。胡玲转而使用翟一平提供的药：PD-1一针1.2万元，E7080一盒30粒1.9万元。3个月后，父亲的甲胎蛋白指数从51878降到现在的6125，病情稳定下来了。

　　直到翟一平被拘，“爱肝计划”群里的很多患者才意识到，他们眼里有效果的真药，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药。他们很疑惑，为什么能保命的进口代购药会被认定为假药？

　　全球有50%以上新发和死亡的肝癌患者都在中国。中国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12.5%，远低于日韩等国。在癌症患者群体中，代购国内尚未上市的抗癌药的情况很普遍。但法律早已划定了红线。

　　一边是急需用药的患者群体，一边是药物本身的极其特殊性——这一法条在实践中争议不断。

　　斯伟江律师建议，对自救自主性质的国外代购药品，必须设置有危害后果的条件，如果没有危害后果，无论是否有所获利，都不应入刑。

　　遗憾的是，就在“老米”体内数个肿瘤奇迹般消失后不到一年，眼下他的病情再度恶化。魏晞 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