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为新加坡已故著名政治家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的回忆散文集。李玮玲在过去十多年间一直为新加坡《海峡时报》和《星期日时报》的专栏撰稿，本书从其约180篇专栏文章中选取75篇，设“自我”与“国家”两大部分，分“个人”“家庭”“学业和工作”“与父亲同行”“领导力”“国家认同感”“种族与文化”“事业”“教育”“外事”十章，组成回忆录，副题“作为女儿、医生、爱国的新加坡人的心路历程”，讲述自己作为客家女子、作为李光耀的女儿、显赫政治家族中一员的成长过程，自己与父母、兄弟的相处，也讲述她作为脑神经科医生、教授，对事业的投入，对国家医疗体系、公共卫生政策、学前儿童教育的思考，更有她作为爱国的新加坡人，对一切关乎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事务的思虑，如国庆日庆典、教育的精英主义、职场的歧视行为等等。

　　新加坡以弹丸之地，在短短十几年取得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号，自有可取之处。世人在谈到新加坡崛起的时候，多将其归功于其前任总理——李光耀超凡的洞察力和务实的治国方法。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这本书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唯一的女儿，也是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妹妹李玮玲女士的肺腑之作。这本书里收录了50多张彩色插图，大多数之前从未公布过，是作者从李家私人影集里精挑细选出来的照片，有她陪同父亲出访各国的记录，也有李光耀晚年的珍贵影像，生动忠实地展现了李家的生活场景。李玮玲从女儿的角度出发，展现了她对自己在欧思礼路(李光耀故居)度过的难忘时光的美好回忆，以及对父亲李光耀个人精神的尊崇和坚持，为读者揭开了新加坡“第一家族”的神秘面纱。

　　“我是客家女, 我不能崩溃”

　　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因病去世。李玮玲在私人葬礼中泣泪发表悼词，她回忆了李光耀晚年患帕金森症、饱受打嗝困扰时，如何克服病痛的坚毅决心，她也谈起父亲教会她的人生最重要一课：为公正而战。在悼词结尾，李玮玲说道：“父亲离世……看着一幕幕超出预期的情景，我几乎崩溃，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是一名客家女！”

　　李玮玲在书中没有掩饰自己是中国大陆人的后裔，她说，她的高曾祖父是从中国大埔客家村到了厦门，再乘搭舯舡 (tongkang)来到新加坡；后来在新加坡当了店铺老板，娶妻生子，但却又回到大埔，当个八品官，但妻子却没去中国，就和孩子待在新加坡，繁衍后代。李玮玲曾经评价自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她和当年南下移民的祖先一样，有韧性。

　　李玮玲至今未婚，在父母晚年时候一直陪伴在其左右，亦照顾了李光耀在世的最后几年。在谈及为何选择单身之时，她称道，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像母亲——柯玉芝女士那样一位优秀的妻子。

　　李光耀夫妇的深厚感情和多年来的相互支撑让女儿对于婚姻生活有了一个高标准，既然志同道合之人难有，不如独自生活更为自在。这样一种独身的选择，既是自我诉求，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父母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丈夫给我量血压。“母亲说。

　　李玮玲回忆父母时写道：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委婉地抗议父亲要她做的一件事。“亲爱的，这是一种伙伴关系。”父亲敦促道。“但这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母亲回答道。

　　2003 年 9 月 16 日，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的生日会上，李光耀与相携 56 年的妻子柯玉芝共同吹灭了生日蜡烛。仅仅一个月后，柯玉芝在陪同李光耀访问英国时突然在伦敦中风。

　　这次中风后，她失去了左边的视力，这影响了她的阅读速度。她学习适应，以一把尺来帮助阅读。她每天傍晚都游泳，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风前”和“中风后”，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

　　在柯玉芝病情加重时，李光耀担起了照顾她的重任，因为柯玉芝清楚表示，和医生相比，她更喜欢丈夫照顾她。

　　李光耀总能记住她服药的复杂顺序。由于柯玉芝左边的视线受影响，他会在她用餐时坐在她的左侧，提醒她把盘子左边的食物吃掉，并替她捡起左手掉在桌上的食物。

　　每天，李光耀都要为柯玉芝量好几次血压。后来李玮玲找到了一款可佩戴式血压监测表，可母亲告诉她：“我还是比较喜欢我的丈夫给我量血压。”

　　“我告诉她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父亲说。

　　李光耀有一个大表格，上面记着阅读书目，有简·奥斯丁、鲁德亚德·吉卜林和刘易斯·卡洛尔的小说，也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李光耀说，他那时一直在读基督教的婚誓，为这句话深深打动：“无论生病或健康，无论境遇好坏，相亲相爱，相互扶持，相互珍惜，至死不渝。我告诉她会尽量陪伴她，能多久就多久，她是明白的。”

　　柯玉芝去世后，在电视机前，新加坡人看到这位开国领袖用缓慢而模糊的声音读出对亡妻的悼词：“我们在一起的 63 年，我有珍贵的回忆。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1988 年，柯玉芝在罗马许愿池边投硬币许愿，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伴侣，在庆祝了“钻石婚”之后仍然幸福。但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秀恩爱，就连私底下也不常以拥抱或亲吻等亲密举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据李玮玲回忆，她只有在母亲第二次中风后，才偶然看到父亲轻吻她的额头，以示安慰。

　　书摘

　　大熊猫的女儿

　　身为“李光耀的女儿”相当逗趣的一点是，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即便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想和我讨论，也会希望见我一面。母亲对这些人总是带着幽默的语气说：“他们是见不着大熊猫，想着或许能见到大熊猫的女儿也不错。”

　　或许，人们想见见“大熊猫的女儿”，反映的是他们对我父亲的敬重。这是他们对他的赞许，不是我自己的功劳。无论人们怎么看“大熊猫的女儿”，只要身体情况许可，我就会继续做我认为是正确和公正的事。

　　欧思礼路的简朴生活

　　我在一个中产阶层家庭长大。尽管父母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们还是训练哥哥、弟弟和我自小养成节俭的习惯。我们在家里必须把水龙头关好。如果父母发现水龙头还在滴水，我们就会被臭骂一顿。每当我们离开房间时，也必须把电灯和冷气关掉。父亲节俭的习惯，更不限于电灯和冷气机。

　　他每回出国时都会自己洗内衣裤，而母亲还在世时也会这么做。他总是投诉五星级酒店洗衣服务的价格高得让人足以买新的内衣裤。记得在二○○三年的某一天，父亲有一条旧跑步短裤的松紧带松脱了。由于母亲之前已补了这条短裤很多次，父亲就让她再换一条新的松紧带。但母亲当时刚刚中风，视力不好。她因此告诉父亲：“如果你要我证明对你的爱，我会试着去做。”

　　我和父母都不爱改变自己习惯的事物。例如，我打从小时候就和家人居住在这栋已有一百多年屋龄的房子。当我们在十多年前聘用现在的承包商兼管家赵祥华时，他问我：“你父亲辛辛苦苦工作了这么多年，为何不偶尔享受享受呢？”我解释说，我们住在老房子里和用着老家具，日子过得很舒适。我们并不注重奢侈的享受。赵先生如今已是我们一家人的朋友，因此他也明白我们很满意这样的简单生活。

　　比如，我的卧房里有一台窗型冷气机。现在的房子大多都使用更先进的冷气系统。赵先生替我到马来西亚购买一台备用的窗型冷气机，以防我这一台坏了能派上用场。我们家里的浴室都砌上马赛克瓷砖，而这比铺大理石地砖更实用，因为后者遇水时会很滑。但我们如今在新加坡已很难买到马赛克瓷砖，因此赵先生又得到马来西亚为我们买些备用地砖，以便家里的地砖磨损或脱落时可以更换。

　　节俭是父母自小就让我培养的美德。除了受父母影响，我之所以过得如此朴素，有一部分原因是想遵循佛教的生活方式。另外，我也希望自己万一有朝一日失去一切，也能坦然接受，继续过着简单的日子。一个人会很快习惯奢侈的生活享受。有些人觉得自己就算失去这些享受，也不会不适应。但我认为他们搞错了。我觉得人们在失去这些东西时，会眷恋它们，而不能重新适应简单的生活方式。

　　父母的爱情故事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我个人亲眼见过非常特殊的一段关系。他们肯定不是一见钟情，也并非主要被对方的外表所吸引。他们是因为性格合得来加上心灵相通而相爱。他们不但是恋人，也是最好的朋友，并从未计较对方在这段感情里付出多少。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在母亲于二○○三年第一次中风之前，她的生活总是围绕着父亲，一心照顾他的所有需要。她在中风后身体有些残疾，也变得更虚弱。从那一刻起，我父亲就以她为生活的中心。他当时还在内阁担任内阁资政，但他会尽量根据母亲的需要安排自己一天的工作。他也很关心她的健康，不断敦促她每天游泳锻炼，也亲自监督她按照复杂的程序服药。

　　自从母亲在二○○八年第二度中风后，她就一直卧病在床，再也无法陪同父亲出国或出席各种社交活动。如今，父亲每晚下班后都会花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母亲叙述当天发生的事和朗读她最喜爱的诗歌。由于这些诗集相当厚重，父亲会将它们放在乐谱架上。有一晚，他在给母亲念诗时累得打盹，结果一头撞在金属制的乐谱架上，擦伤脸部。但他只怪自己太不小心，每晚仍继续为母亲朗读诗歌。

　　我向来都知道父亲无所畏惧，并甘愿为新加坡苦战到底。我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一份心理学期刊里看到了一篇对比“一见钟情”和“长相厮守”两个概念的文章。一见钟情的情况并不常见，一般也不会长久。

　　像我父母这样的关系其实也很少见。他们是彼此的精神伴侣，在庆祝了“钻石婚”（结婚六十周年）后仍然幸福。但他们甚少在公共场合秀恩爱，就连私底下也不常以拥抱或亲吻等亲密举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我只在母亲第二次中风后，才偶然看到父亲轻吻她的额头，以示安慰。他们似乎不觉得有必要在别人面前显得恩爱。

　　我很欣赏父亲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在他八十七岁时仍不断为新加坡的利益而努力。由于他是土生华人家庭里的长子，我并没有料到他会对我的母亲如此深情，还那么费尽心思地照顾她。看到他在这痛苦的最后两年对母亲如此呵护备至，我心里更是对他增添了许多敬意。